我可怜的知己

到哥伦比亚大学报到的第一天，我刚走进宿舍，就看到一个棕发蓝眼睛的男生在冲我笑。& ldquo嗨，我叫拉斯。把你的东西放在这里。这是我的室友拉斯。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两年半。罗斯是波兰裔美国人。他身高178厘米，骨架很宽。他成了我大学唯一的知己。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很开心，把时间都花在瞎扯上了。

拉尔斯直爽，幽默，调皮。我经常嘲笑他。笨得要命，编程速度比老牛还慢，他还经常还手于我:& ldquo千万别找女朋友，女生脸比猴子屁股还红。

哥伦比亚大学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约为1万美元，对于1979年的普通美国家庭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我们需要靠自己工作来挣学费。我去做家教，后来在学校的计算机中心工作。拉斯在学校食堂找到了一份厨师助理的工作。当时他经常从食堂带回来吃剩的面包和热狗，我们也经常大吃一顿。

由于我们的经济情况相似，我们的日程也相似。下课后我们都去上班。我半夜完成了节目。他洗碗回来，我们躺在床上聊天。有时候很晚了，我们俩都饿了，冰箱里没有食物。我们去学校附近的商店吃了最便宜的炸鸡。

有一年，我和拉尔斯没钱买回家过圣诞节的机票，所以我们都留在学校找工作。有一天，他从学校食堂搬回来25公斤的奶油奶酪，打算自己做蛋糕。我们打算做20个蛋糕，每天当饭吃，这样可以省下过节的钱。

25公斤的奶酪根本不能用普通搅拌器搅拌，只好倒进大桶里，用棍子搅拌。干得好，我们开始每天吃同样的芝士蛋糕，最后到了不想看也不想提蛋糕的地步。直到七八天后，他突然对我说:& ldquo开复，好消息！剩下的蛋糕都发霉了！那天我们坐地铁去了唐人街最便宜的粤菜店，点了六个菜庆祝发霉的蛋糕。

有一次，我们饿得半夜两点跑到唐人街的一家中餐馆，要了七盘不同的米饭和面条，全都吃了。结账的时候，服务员看到光溜溜的盘子简直不敢相信。她上下打量着桌面和桌腿，但什么也没发现。& ldquo你真的把这些都吃了吗？服务员问。我们点点头。& ldquo哦，我的上帝。你想叫救护车吗？服务员惊呼道。

& ldquo“做蛋糕”这个词后来变成了只有我们自己才能理解的暗语，意思是我们太累了，做不到同样的事情，直到让我们恶心。

罗斯和我成了一生的好朋友。我们总是通过电子邮件交流。毕业多年后，拉尔斯做了一个非常美国化的选择。他放弃了美国一家证券公司IT工程师的优厚工资，在德国开了一家画廊，娶了一个比他小10多岁的妻子。2005年我和微软打官司的时候，他专门给我打电话说:& ldquo你需要有人为你的人格担保吗？虽然我很感激他，但我告诉他，我的性格没有问题，我不需要他的保证。他补充道:& ldquo其实这个我也知道，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有一个朋友永远站在你的身边。

有趣的是，拉尔斯做蛋糕的习惯依然存在。每年圣诞节，他都会给我寄一个他自己用糖和朗姆酒做的蛋糕。但是他圣诞节从德国寄过来的时候，我收到的时候已经快春节了，家里没人敢吃这个蛋糕。因此，我给拉斯发邮件，感谢他从德国带来的祝福，但告诉他不要再给我送蛋糕了。克拉斯回信说:& ldquo这是我的礼物。我必须送它。

2000年，我从微软亚洲研究院搬回西雅图微软总部工作。那一年，由于搬家的繁重工作，我忘了告诉拉斯。结果，拉尔斯又把蛋糕寄到了我原来的地址。结果，邮政系统没有找到这样的人，把蛋糕退回了拉斯的家。拉斯很惊讶地收到了蛋糕。他给我发了一封邮件，说。要知道，我一直以为往蛋糕里加朗姆酒和巧克力是一种古老的防腐方法，所以今年5月份收到去年圣诞节送你的蛋糕时，我就在想，我终于有机会试试这种防腐方法是否管用了。现在，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开福，我吃了那个蛋糕！而且，更大的好消息是我还活着。

我对着电脑大笑起来。另外，我告诉拉尔斯，& ldquo我写了一篇关于我们做蛋糕的博客，但是是中文的。可以用谷歌翻译工具翻译。拉尔斯立即给我发了一封邮件，说:我喜欢你做蛋糕的冒险，但我宁愿看你的中文原版，也不愿看谷歌翻译版。

我对着电脑狂笑。我们年轻时一起经历的青春岁月，是那么幸福美好。人离开大学有自己的人生轨迹，但回首很多事情，似乎所有的快乐都无法取代当时单纯的快乐。因为我们曾经那么年轻，无畏，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