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

上幼儿园的时候开始喜欢画画，但是不喜欢在纸上画画，就用蜡笔在客厅的白色粉墙上涂鸦，踮起脚站在凳子上，像莫高窟里努力的画家。爸爸是军人，建议先打我一顿，妈妈说，让她画吧，客人可以在书房喝茶。妈妈太宽容了，不想把我培养成张大千或者毕加索。她对我说:做你梦寐以求的事，做你想做的人——只要你不杀人放火卖国求荣，你开心我就开心，你一定要懂得为幸福付出。最后这句话我慢慢明白了。那次巷子里新开了一家糖果店，我每天都去买薄荷糖。妈妈除了提醒我刷牙，没怎么说话。但是过了几天，我想把绘本的钱租出去，但是妈妈拒绝了:钱已经给你了，你有控制的自由，但是自由的极限是一天一角钱，仅此而已。我知道当妈妈说“就这样”时，意味着讨论结束了。多说无益。反复权衡之后，我选择了精神食粮。我从小就是个不听话的孩子，进了学校就成了不听话的学生。有一段时间，学校要求中午回家睡觉，要求家长写午睡纸条。但是我天生睡眠少，躺在那里辗转反侧很痛苦。我和我妈谈了读书不午睡的事，她答应:如果你能保证下午上课不睡觉。啊，我还是怀念我逃出来睡觉的那个美丽的夏日中午:窗帘像害羞的睫毛一样垂下，电风扇轻轻吹着，我躺在凉席上看唐诗、看童话、看外国游记、看本草纲目，手边还有一碗冰糖和绿豆汤。妈妈没说开卷有益，但也不禁止我看任何课外书。对她来说，书就是书——也许我们可以通过书好不好来区分，但是不需要说书和学习有没有关系。四年级的时候，我读《红楼梦》的时候，妈妈远远地瞥了一眼:“可能你还是看不懂。”我清闲地翻了一页:“我明白——黛玉是个别扭的姑娘，比我们班的胡还小心眼，可是她心里喜欢宝玉，宝玉也知道。”妈妈把最后一个饺子扔进锅里:“有道理。”初中经常逃学，背着画夹在美丽的湖边写生，在图书馆看旧杂志，或者干脆在家写诗。妈妈委婉地提醒了我几次，然后放弃了劝说的努力:“我不赞成你这么做，但我有保留意见。希望你有一个适当的限度，我不会为了你骗老师。”我一定是被“适当限制”这个词打动了。我一周两次控制旷课频率，保持十点前考试。爸爸说我因为聪明应该考前三，妈妈说相比考试成绩，她更希望我有一个轻松丰富的少年时代。“孔子说因材施教，”妈妈一边擦玻璃一边小声对爸爸说。“你得承认，你女儿和其他孩子不一样。”妈妈以前是老师。事实上，她经常说的是，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尊重受教育者的人格是教育的前提，她说。高中的时候开始拿点小钱，男生开始来我家借书，还书，什么的。买了好多好看的绘本，一个绿缎蝴蝶结配一条青苔绿绒芭蕾裙，对着镜子看了看四周。还有一次，我偷偷买了一支口红，我妈见她不说话……我没用，然后给我留着。18岁时，他进入大学，首先在经济系。当我和一大群闺蜜关起门来听摇滚翻时尚杂志的时候，妈妈会笑着敲门，带几盘自己做的绿草冰激凌，最顶级的樱桃。她从来不在公共场合问我考试成绩。她笑着说:年轻真好。那年我有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约会，我跟我妈说他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可爱最帅的男生(现在我都忘了他长什么样了)。周末的晚上，我开心的踩着舞步，推开门。我看见爸爸坐在客厅里，开着电视打盹。我问他在干什么，他嘟囔着说喜欢侦探片。妈妈很久以前就睡觉了。后来那个男生打电话说对不起:他喜欢另一个女生——他只是把我当小姐姐。我哭了，枕头飘了起来。爸爸搓着手，声称要打那个盲童。妈妈刚端过来一碗汤:喝就是了！她笑了:你信吗？总有一天你会忘记他长什么样。大二那年，我转语文。那时候的经济学专业热得像个大流行明星，汉语惨得像个没落的贵族小姐。朋友劝我，如果我喜欢写作，可以把它当成一种爱好。我真的说，如果我喜欢，我就不能成为一个业余爱好者——就像如果我真的爱一个人，我就是不想做他的情人。妈妈签了，我换了部门。毕业后，我在一家报纸做副刊编辑。我利用业余时间画插图，偶尔利用手稿去旅行。我的工资是经济系同学的三分之一。妈妈问我后悔吗——当时我在抄一件同学刚买的对我来说太贵的晚礼服。我想了想，低着头画了一条粉线:没有。

妈妈笑了:真的是我女儿。这似乎是一种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