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包八”

作者:梅新宇来源:南窗2010年第21期

“八保”——自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确保经济增长的意愿被概括为这么一个简洁有力的词以来，即使政府在“两会”和《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正式提出这个目标，每年不低于8%的实际GDP增长率也成为中国各级政府、海内外公众、各大企业和金融机构判断中国经济形势和政府工作绩效的基准。《华尔街日报》简单地说了“8”。然而，时代变了。“八保”最早提出至今已有13年。当我们计划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时，我们还需要坚持这个数字吗？

“八保”成果

不可否认，在东亚金融危机乌云压城之际，“八保”的提出，充分展示了中国党和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既能提出简单、明确、有力的目标口号，鼓励全社会带动，又能有条不紊地组织实现目标，这是中国与印度等一些热门新兴市场的关键区别。对于一个大国来说，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行动能力不是万能的，但一个没有行动能力的政府是万万不能的。随着中国对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的贡献日益扩大，中国的“八保”在维护全球公众信心、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这主要表现在东亚地区，使中国跃居东亚经济稳定之源。在这场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中，中国的“八保”及其成功被公认为具有全球意义。

在更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八个保证”的量化目标和类似的经济增长符合历史时期和人民的深层心理，因此它们可以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神奇的动员作用。发展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曾断言:“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以外的阶段，而是资本主义的替代品——一种没有分享工业革命的国家可以模仿工业技术成果的手段，一种在不同竞争规则下实现快速积累的手段”；首先，现实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即相对不发达国家甚至非常落后的国家，打开了突破口。这些国家的公民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期望是内部的社会正义，外部的快速工业化，这超过了发达国家，并为世界各国的自力更生奠定了经济基础。琼·罗宾逊揭示了现实社会主义的这一本质特征，林毅夫等人将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称为“赶超战略”。从改革前到改革后，中国的产业发展重点和宣传口径都发生了变化，但“追赶”的本质是一致的。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赶超的“保八”经济增长目标才能在中国社会大受欢迎，刺激的不仅仅是少数企业家(借用凯恩斯主义)的“动物血气”，而是整个社会。

同时，这样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从1953年到2008年，战后经济复苏完成后，共56年，虽然经过自然灾害、对外全面贸易封锁、30多年的战争威胁、国内勘探失误和政治运动干扰，实际GDP增长率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23年才不到8%；从1978年到2008年的31年间，在此前独立、军事安全、打破贸易封锁、普及教育和医疗卫生安全、水利设施、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等成就的基础上，中国的实际GDP增长率仅在7年内就不到8%。过去3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9.9%，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潜在增长率也在9%-10%之间。

“保八”的必要性呈下降趋势

首先，必要性递减体现在中国GDP增速优势在横向比较中极其显著，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因此，既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已经完全启动，即使是为了继续赶上发达国家，我们也不需要继续依赖“八个保证”作为必须实现的硬性目标。无论是1992年至2001年的平均增长率，还是2002年至2009年的经济增长表现，还是2010年的预期经济增长率，中国的增长率都是世界的两倍，是世界的三倍，是美国的三倍，是美国的24倍。即使2010年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至10%，GDP增速也至少比印度高1.2个百分点。今年第二季度，中国GDP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虽然我们希望经济尽快增长，但原因告诉我们，接近12%的增长率是不可持续的。这时候我们要做的是软着陆，防止经济泡沫失控膨胀，而不是一味追求高速增长。

是的，中国经济目前正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攻击。发达国家会继续大力抨击中国“赶超”他们的努力，而其他受欢迎的发展中国家则在努力“赶超”中国。西方国家也在有意识地支持这些发展中国家“赶超”中国，同时不遗余力地唱衰和遏制中国工业。

随着近年来印度经济增长绩效的提高，以及中国传统增长模式开始感受到劳动权、环境等方面的约束，一些西方机构改变了此前声称印度服务业增长模式优于中国制造业增长模式的论调，开始宣传印度制造业即将赶超中国。2010年6月24日，德勤会计师事务所(Deloitte Touche Tohmatsu)和美国竞争力委员会(American Competitiveness Commission)联合发布调查报告，称印度制造业正在缩小与中国的差距，预计5年内将赶上中国，这在一些国家引起了激烈的舆论。但看看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和教育普及情况，他们在解决上述问题时所面临的制度性缺陷，这些政府与中国政府的效率差距(2010年印度新德里英联邦运动会筹备工作的凌乱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与中国的差距，以及这些国家积极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及其战斗力...我们不难判断“印度闪灵”等宣传的几何。

劳动力供求形势的变化正在削弱继续强调“八个保证”的必要性。当年提出“保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只有保持8%以上的增长率，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保证社会稳定发展；但现在面临“人口红利”枯竭的问题，新增劳动力很可能达到峰值，通过高增长创造新就业机会的压力有无形中降低的趋势。

单纯看目前的绝对数字，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和失业率还是比较高的。1978年底城镇登记失业人数530万人，失业率5.3%；1984年底降至235.7万人，1.9%；2009年底为921万，4.3%。但是，90年代以前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没有考虑到农业部门的许多隐性失业和剩余劳动力。当时，工人对工作条件和工资不太挑剔，登记失业的人几乎找不到任何就业机会。今天，农业部门的隐性失业和剩余劳动力已经大大减少，相当一部分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属于摩擦性失业，即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或对工作条件和工资不满意造成的失业。我不想否认继续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性，尤其是对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也不想否认失业者的生活压力和精神痛苦，但无论什么样的“人文精神”，并不意味着迫使我们放弃客观评估问题的程度。

中国“人口红利”的枯竭，将进一步降低继续强调“八个保障”以保障就业的必要性。从理论上讲，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枯竭的“刘易斯拐点”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必然结果，近30年独生子女政策的强力实施将加速“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有人认为中国新增劳动力数量可能在2010年达到峰值；虽然新的人口普查还在进行中，但是这个判断是否准确还是很难判断。但在入学率接近100%的情况下，不难判断“人口红利”的枯竭正在逼近:普通小学的招生人数1980年达到2943.3万人，1994年达到2537万人，然后逐年下降，2009年与1999年相比只有1637.8万人。普通中学1980年招生1934.3万人，2003年达到高峰2947.4万人，2009年降至2616.7万人...

“包八”的副作用越来越明显

更有甚者，随着各种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兴起，随着他们扭曲政策的“水平”，继续把“八保”列为必须实现的硬性目标的副作用也越来越明显。这种副作用体现在产业结构调整难以实施，导致尽管反复调控，过剩的产业产能仍在不断扩大；这也表明环境经常成为受害者。

理论上，要求全国实现8%的经济增长率，并不是要求所有地方都实现不低于8%的增长率，而是允许地方的增长率有高有低。特别是在一些属于环境和生态保护区的地方，最大的“发展”应该是没有经济增长。但实际上，把“八保”列为必须实现的硬性目标，往往导致各地都把增长目标定得高于8%，其他的都要在这个目标之前让路。今年，为了遏制房地产市场泡沫，保障民生，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这个“10个新国家”被誉为“历史上最严厉的新房地产政策”；然而，就在新房地产政策出台两个月后，“房地产总理”任志强在讲话中说了一个大实话——“保八”目标将放松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保八”是经济政策的底线。“不管政策对错，保证8%都是错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史上最严厉的新房地产政策”在很多地方难以实施。本轮房地产调控理解深刻，决心大，力度轻，所以很多人嘲讽为“空调整”。经过半年的调控，许多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并没有明显降价，而是再次回升。

在资本与腐败权力和邪恶势力结盟的最坏情况下，“八保”、“改革”、“发展”等横幅也会成为“有理有据”、明目张胆践踏人权、违反法纪的保护伞。前几年湖南嘉禾违法拆迁案，发起人高呼“谁影响嘉禾发展一段时间，我就影响他一辈子”；随后，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等腐败案件披露，他们不遗余力吸引的“外资”项目，只是商人与地方官员合谋敛财的工具。更令人担忧的是，现在猖獗的“八保”、“改革”、“发展”、“土地流转”、“工业发展”等打着“八保”、“改革”、“发展”的旗号，可能成为掠夺农民温饱的借口，“富者四面是田，贫者无地可立”一直是动荡的源头。

多年来，各种旗帜下的收入私有化和成本社会化策略制造和加剧了许多社会矛盾；如果有人试图在土地问题上做同样的事情，社会化的“成本”会让整个社会天翻地覆。

正如李静雯先生所说，为了保证总的经济要求，实际上，5%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上就够了；即使考虑到国际竞争等因素，继续将“八保”列为难以实现的目标的必要性正在减弱，其副作用也在日益增加。我们承认“包八”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在更远的未来，我们可能有必要在下一个发展阶段再次提出类似“包八”的目标。但在下一个发展阶段，让我们超越“包公”，这不是抛弃，而是扬弃，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会通过不断的扬弃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