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是如何扩大的
作者:王伟资料来源:《新民周刊》，2010年第32期
政府准备提高国民收入
人们仍然记得温家宝总理年初的承诺，即他将在接下来的三年任期内致力于促进公平分配。
在过去的60年里，增长一直是执政党的主要目标。但是，在中共中央正在制定的“十二五”规划中，分配将占据突出位置。在10月份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将考虑规划内容:分配可能被视为与增长同等重要的事情。
同时，国务院将发布《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整的指导意见和实施细则》，并多次修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准备牵头制定《工资条例》。
改变分配状况需要很长时间，但这些政府部门的声明、计划和政策证明，改变分配不公的现状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程度。
经济学家主要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和中国的其他数字一样，中国的基尼系数也有很多版本。据新华社世界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丛亚平和李昌九报道，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一篇文章中说，这个数字是0.47。无论哪个数字，都说明中国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危险的边缘。
是什么推动了中国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张往往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两极分化。几乎所有经历过快速增长的国家都发生过类似的情景，人们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和不同的结果。一些国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成功国家”，而另一些国家要么陷入动荡，要么回到贫困的深渊。
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与中国最深层次的问题有关，改革将考验政府的意志、勇气和能力。
财政支出不平衡
缩小收入差距，有人认为，关键是提高中国工人，特别是制造业工人的工资。还有人认为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财富，这是中国人“勤劳但不富裕”的关键。
第一种分配，即工资性收入，在过去10年中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一般认为，这与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状况有关:如果需要就业的人太多，工资就很难上涨。但是最近经济学界有人开始从另一个角度解释这个问题:政府太偏向雇主，工会没有为工人争取应有的权利，人为压制工人有组织的斗争，压制了加薪的可能。这种情况正在被劳工潮逐渐改变。
第二种分配是指政府在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与中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经过多年的两位数增长，今年财政收入将达到8万亿，仅次于美国政府)相比，民生支出增长非常缓慢。
财政收支既与第一次分配有关，也与第二次分配有关。因为政府的收入全部来自社会，如果财政收入一元，企业和个人都会损失一元。
2010年，中国财政收入将达到8万亿元。如果算上政府基金收入和其他经营性收入，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可能和美国持平，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但中国的人均GDP(3800美元)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一般来说，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的水平上，财政收入不应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0%。
政府收入越多，个人和企业的收入就会越少。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在大多数国家，劳动收入约占GDP的60%，而中国仅占42%多一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多数国家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用于医疗、社保、教育和就业服务，而中国在这方面的支出仅占其财政支出的28.8%。中国政府的钱主要花在固定资产投资和自我消费上。
在讨论收入差距的原因时，人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财富的分配上，无论是企业层面的分配还是政府层面的分配。但也不能忽视财富生产对贫富两极分化的影响。
那些制度障碍——户籍制度、行政垄断和审批——限制了中国人民迁徙和创造财富的自由，使官员腐败，并创造了一批既得利益者。利益集团使法律、行政命令甚至司法判决向少数人倾斜，大多数人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国财政资金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等地方，但缺乏对这些资金效率的有效评价。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刺激计划中使用的4万亿投资——配套投资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而且大部分是政府资金——在中国GDP“八保”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今年，美国和欧洲准备退出刺激计划，但中国政府仍表示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刺激经济的另一种方式。
城乡分割扩大收入差距
马萨诸塞州斯隆商学院教授黄亚生向记者发送了一份报告，其中包括他和广东中山大学2009年对农民工进行的一项调查。他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城市化有一个独特的困惑之处。
自2000年以来，中国开始快速城市化。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城市化会带来家庭收入的增加，进而刺激消费的增长。
“中国的城市化让2.3亿农民变成了农民工，这个过程本身就增加了国民收入。”黄亚生团队的调查显示，在同等条件下，在广东工作的农民工收入是在家乡工作的2-3倍。然而，这一“显著的经济成就”并没有提振中国的消费。黄亚生说，2000年以后，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实际上下降了。
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家庭更注重储蓄而不是消费。其实农民工确实很重视储蓄。广东农民工的储蓄占收入的40%，比城镇居民高15到20个百分点。
黄亚生说，城市化带来的增长没有反映在消费行为上的原因是，公共服务的缺乏抵消了这种增长。中国的公共服务与户籍密切相关。
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这意味着虽然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他们不能享受与当地公民相同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机会。
黄亚生和中山大学对2000多名农民工进行了调查，其中一半以上在广东生活了6年以上，其中一人从1976年开始在广东工作。他们都没有取得当地户口。
城乡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人口密度高，消费需求集中，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服务业发展。黄亚生说，这种经济规模效应是近代全球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城市化往往导致消费增加，中国除外。
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但主要消费发生在农村。以广东农民工为例。存钱的主要目的是给孩子提供上学的机会，在老家盖房子。仅前者就占农民工总支出的33%。
如果农民工子女能像有城市户口的人一样，以更低的学费和更好的学历上公立学校，农民工的收入就能显著提高。因此，如果东部城市能够为专业的长期农民工和当地居民提供同样的公共服务，就可以降低储蓄率，促进消费。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例从1978年前的1: 2.36扩大到2009年的1: 3.33。如果将公共服务领域的差距包括在内，国际管理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这一比例将进一步扩大至1: 4以上。事实上，复旦大学教授明路认为，这是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
“重庆的人均收入比上海低得多，不是因为重庆的城市居民收入比上海低得多，而是因为重庆的农村人口比上海高得多”，明路说，在城市化率高的东部省份，收入差距正在缩小。这说明地区间的收入差距落后于城乡收入差距。
谁能进入高收入行业
根据对基尼系数的贡献，唯一能和户籍制度相提并论的就是行业收入差距。少数行业收入远高于其他行业，这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根据复旦大学赵晨教授的一项研究，1988年，行业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2002年，行业间的不平等已经成为仅次于地区差距的第二重要因素，导致了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交通运输、邮电通信、金融保险等行业的收入越来越高，电力、燃气、供水等生产和供应行业的收入迅速扩大了与其他行业的差距。这三个行业的高收入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有些行业收入较高是因为需要特殊技能，比如软件业、计算机服务业。但中国高收入行业的共同特征是行政垄断。明路说，行业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一些国家垄断的行业造成的。
赵晨说，对于没有受到市场化冲击的公用事业、邮电等垄断性盈利部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对其影响不大，而金融、电信等部门积累了大量的利润，其中一些反映在这些行业员工收入的快速增长上。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改革进入了难以从根本上触及垄断行业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阶段。因此，垄断行业逐渐受益于市场化改革，最终在高收入行业中变得相对稳定，而竞争性行业始终保持着相对较低的收入地位。”
在经济学中，垄断不一定导致工资过高。只要劳动力能够在所有企业之间自由流动，人类的竞争就会导致行业收入的均等化。也就是说，即使老板之间的竞争是不可能的，只要员工可以自由竞争，垄断也不会继续拉大收入差距。
但是明路和赵晨的另一项有趣的研究表明，在高收入的垄断行业做员工和做老板一样困难。学历和经历固然重要，但关键在于父母的政治社会地位和社会网络。比如定量研究表明，父亲的受教育年限和党员身份对孩子进入高收入行业有重要作用，但在东部地区，父亲的党员身份更重要——其作用相当于给父亲增加近10年的教育。
与大多数人的想法相反，他们的研究表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父母的社会关系和当地户籍对能否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影响越大。
行政垄断造成了行业准入和分配的极大不公平。虽然垄断型国有企业都声称自己对国家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垄断的国有企业提供的大部分产品和服务也可以由民营企业提供。
错过的机会
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的最好办法是改革户籍制度，取消行政垄断，让企业和人员自由竞争。
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供给制度和个人控制的产物，在今天是不公平和过时的，已经成为中国持续发展的障碍。然而，中国政府尚未下定决心废除户籍制度，主要是担心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脆弱的公共服务不堪重负。
我国城镇养老账户赤字空已达1.3万亿元(有人认为不止这个数字)，医疗制度因“看病难、看病贵”而饱受诟病，教育投入不足(各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没有达到1993年设定的占GDP 4%的目标)，数百万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
如果用4万亿元取消户籍制度而不是投资会怎么样？黄亚生觉得这样做可能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未来。
“‘4万亿’为大规模投资提供了借口，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强拆。这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收入减少为代价来发展城市化，不是为了刺激消费，而是为了减少消费。”黄亚生说，如果不选择这种方式，而是让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享受同样的公共服务，“唯一的区别就是GDP增长会更慢。”
“在我看来，这没有错，”黄亚生说。“如果重点居民的收入没有相应增加，那么高的GDP增长率实际上是在补贴美国。”
至于行政垄断，2008年开始实施的《反垄断法》对此只字未提。作为经济刺激计划的配套政策，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文件说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但缺乏可操作性。
很明显，行政垄断在政治上会有影响。大型国有企业控制着中国经济的命脉。因此，负责这些企业的高级干部必须服从组织人事部门的安排。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国有企业的市场导向，他们必须评估自己的市场绩效。这两个目的互相矛盾；因为前者旨在加强党和政府对企业的控制，而后者削弱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现实中，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多次表示，大型国有企业必须加强集体决策，限制工资，服从宏观调控，甚至限制某些投资行为——如投资房地产行业，这似乎是在努力追求前者的目标，但实际上只是反映出后者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是这种情况的必然后果。这使得收入差距越来越难缩小。
这种情况有其必然性。黄亚生曾经解释过这种情况是如何产生的。他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金融改革倾向于农村地区、个体企业和私营经济。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政策取向从帮助个人私有制转向支持国有经济。黄亚生认为，个体企业主导的经济模式与国有企业的主要区别不在于产值的增长，而在于谁真正受益。
不同的政策产生不同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每年增长10%以上，这也是中国摆脱贫困最显著的时期。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在此期间共有1.44亿人脱贫。到了90年代，农村收入从80年代的两位数增长急剧下降到4%左右，只有6200万人脱贫。
黄亚生说，许多人知道中国是收入不平等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贫富差距缩小了很多，但在90年代急剧恶化。他认为，这与两个时期不同的发展模式有关。
中国有机会在农村地区分配产业，增加农民收入，让更多的人住在城市，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而不是现在的情况:2亿多人在城乡之间跑，收入差距在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