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钱包什么时候会鼓起来

作者：周政华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29期

21岁的王在取款机上拿到了上月的工资1520元。就在他把钱装进口袋的时候，一辆宝马轿车呼啸而过，溅了他一身泥。

作为一名广东南海某汽配公司的员工，从去年5月进入工厂的第一天起，学生时代无忧无虑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挣钱太少”成了王的心病。

刚开始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站在流水线旁边，那么努力，就是跟不上涨价。

渐渐地，对现实的无力感取代了最初的愤怒。现在，王别无选择，只能成为流水线上一个有血有肉的螺丝钉。王并不知道2010年将推出一项名为收入分配改革的计划，其目的是让像他这样的人改变他们的收入。

王，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住在广东省湛江郊区。1999年，10岁的王第一次被父亲带去广州叔叔家探亲。王感觉到了当公务员的叔叔和在家乡务农的父亲之间的巨大差异。城乡差别的印象深深地烙印在王的脑海里。

从此，王开始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要教他“好好学习，然后上大学，进城坐办公室”。

城乡差别之大，早在王的父亲那一代就存在了。然而，城乡差距在改革开放后短暂缩小，在王这一代又进一步拉大。2009年，农民三年的收入能跟得上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

2009年，王也接了父亲的兼职。他进入广东海南的一家汽车配件厂，在流水线上做苦力。

在珠三角地区，制造业工人王的平均年薪不到3万元。在工作的第一年，他的证券公司仅年终奖就支付了9万多元，总收入是王的6倍多。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各行业收入水平最高是最低的1.8倍。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9年，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从业人员不足8%，占全国从业人员工资总额的55%，比社会平均工资高出10倍左右。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9年上海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最低的青海省的两倍多。

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最终导致社会贫富之间的严重不平等。

“我是彻底的无产阶级。”已经工作了一年多的王拍了拍口袋说:“我没有任何存款。”。

王只是中国众多“无产者”之一。中国改革基金会国家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路计算出，前20%的储户占银行存款的86%，而剩下的80%的储户只占剩下的14%。

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并没有太大。收入分配的急剧恶化源于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随着中国政府决定为大量低效国有企业裁员增效，国有企业近千万员工下岗，低收入群体数量骤增。在之前的改革开放中，迅速致富的个体户出现了，而在国企改革中，随着大量国有中小企业的出售而收入激增的民营企业家，使得这种贫富对比一度凸显。

然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土地增值收益被市政府拿走的事实，进一步拉大了中国与人民的收入分配差距。

差距这么大，钱都去哪了？

这是王一直不明白的一个问题。王所在的广东省南海区狮山镇2600多家企业，2009年生产的产品总价超过1000亿元，为当地缴纳税款近30亿元。然而，工薪阶层王力可·永松的年收入通常不到3万元。在王的记忆中，政府收入似乎与他本人关系不大。然而，在现实中，政府税收与人民收入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

国家统计局最近发布的一组数据引起了杨昌·石光的注意:2010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7.6%(预计全年将超过8万亿元)，GDP同比增长11.1%，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同比增长10.2%。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发现，1951年，中国当年私人消费占GDP的68%，政府消费仅占GDP的16.5%；2007年，民间消费下降到GDP的37.5%，政府消费上升到GDP的28%。

2010年5月，作为代表劳动者利益的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了调查结果，称从1983年到2005年，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了20%。在过去的五年里，该国近四分之一的工人没有提高工资。无论是来自中央的规划还是公众的关注，收入分配改革都变得越来越迫切。

如何提高劳动报酬？温家宝总理在收入分配改革会议上，提出了政府的改革思路:“建立企业职工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加强国家对企业工资的调控和引导，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收入分配改革的道路早就明朗了."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表示:“关键是如何实施。”

广东省早在1994年就建立了最低工资制度。截至2010年，最低工资共上调9次，目前为1030元/月，相当于2009年广州市月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按照国际惯例，最低工资应该相当于当地人均实际收入的40%左右。

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之一。无论是工资集体协商还是最低工资制度，最终都会提高工资水平，对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构成威胁。毫无疑问，对于以招商引资为第一要务的地方政府来说，矛盾重重。

作为国民收入二次分配的重要突破，完善垄断企业资本收益的征收和使用，合理分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有望纳入收入分配改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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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基金会国家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路认为，长期以来，垄断性国有企业的税后利润没有被全民分享，国有企业利润和国家资源分配的不规范和不透明也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之一。

目前，分红制度只覆盖部分国有企业。据国资委统计，截至2009年底，纳入中央国有资本运营预算的中央企业总资产占全国国有企业总资产的55%。属于铁路、交通、教育、文化、科技、农业等部门的金融企业和中央企业不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试行范围，且未支付股息。

作为二次分配调整的另一个主要工具，个税改革也因目前不透明的个人财产性收入而停滞不前。

个人所得税是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收入增长最快的税种之一。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统计，2008年个人所得税总收入为3697亿元，其中劳动阶层缴纳1849亿元。个人所得税一度被质疑为“劫贫济富”。高收入没有有效纳入征收范围，而狭隘的中产阶级成为调控的主要对象，对收入分配起到了“反向调控”的作用。

自2003年税制改革提上政府议事日程以来，综合征收和分类征收相结合的目标已经确立，即在现行分类征收的基础上，税收征收将逐步引入综合征收模式，工资、劳动报酬和财产性收入将综合征收。然而，由于个人财产收入不透明等诸多原因，税制改革难以推进。

2010年以来，六次修订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整的指导意见和实施细则》被频繁提及。这一旨在扩大中国钱包的计划被各方认为有望在今年内发布。

显然，增加居民收入的计划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居民的工资增长上，还应该释放因权利受到约束而未被释放的公民的财富；几乎和政府职能的改革、增长方式的转变、公民权利的释放一样重要，只有政府收紧、企业盈利、腾出宝贵的产权世界，中国居民的钱袋才能真正变得富裕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