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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历史给了明朝最后的机会

作者:彭 勇来源:《历史江湖》

到了明朝,一共277年。内阁中有80人而不是数百人掌权。随便问一个人:你认识徐光启总理吗?不好意思,没听说过。

但在这277年里,只有徐光启一个人,一个取了英文名的科学家,成了天主教徒,写了一本完整的农业行政管理的书,却没有别人。还不知道?嗯,拿一本数学书。点、线、面、直角、四边形...这些名词都是徐光启翻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光启影响历史400年,注定要一代一代影响更多的中国人。

传教士的好朋友

如果赶上明朝查户口,徐光启的资料就好看了。徐光启,男,1562年出生;籍贯:上海人,松江府人;用过的名字:子贤、宣浩;英文名:Paul;宗教信仰:天主教。

问题来了-

在环境上,明代的松江府是个小地方,但与几百年后的国际大都市并不是重量级的。就出身而言,徐光启家境不好,父母都是耕田的农民,所以期望他在学业上出类拔萃。徐光启哪里来的机会认识最现代的传教班?接触最新的中西思想碰撞的尖锐火花?

答案是:一个应用。

万历二十一年,31岁、有12年教学经验的徐光启受聘在广东韶州任教。在家乡连年天灾,科举屡败之后,徐光启把心掏出来了:远走他乡谋生。南方,正好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明代的广东曾经是沿海贸易之地,国际友人众多。韶州教师徐光启结识了他的第一个传教士朋友:意大利传教士拉扎罗·卡塔内奥。

这两个人的相识,对中国科学史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徐光启从Lazzaro Cattaneo那里学到了天主教教义和西方科学知识。多么有启发性的影响啊!我可以想象我们的“徐老师”,面对天文学、数学、测量和武器制造...一阵眼花缭乱之后,多么由衷的赞叹:天啊,外面的世界真奇妙,我能活得太无助吗?

于是,徐光启主动邀请Lazzaro Cattaneo到家乡传教,西方传教士在上海正式登上舞台。天主教会也为勤奋好学、热情好客的“徐老师”打开了大门。当徐光启38岁的时候,他终于在去北京参加会议的路上遇到了著名的耶稣会士利玛窦。

三年后,不惑之年的徐光启,不仅踏上了科举的阶梯,而且在宗教信仰上找到了坚定的方向:在南京,葡萄牙传教士罗汝坚笔直地站立着,在他面前,徐光启就像一个新生的婴儿,接受洗礼,被赐以教名保罗;他的好朋友李志昭和杨廷俊也在等待上帝的接受。

这三人皈依天主教的消息立即在政府和民众中引起轰动,被称为明代天主教的“三大支柱”。

毫无疑问,徐光启对西学的热爱得益于他的朋友。与两个世纪后西方传教士在殖民地惨淡的形象相比,徐光启认识的传教士朋友是如此富有人格魅力。是一群以悲天悯人的智慧凝视世界,宣扬忠孝善良康复的圣贤,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徐光启不是拜上帝,而是拜朋友——传教士有他的国家,但真理没有国家,所以可以用来“利王华,影响儒学,拯救佛教”。

更重要的是,“八股”生涯并没有抹去徐光启敏锐的触觉。他已经看到,这群朋友有中国古代儒家所没有的特点:有学问,有技术兴国的专长。当时,明末海外贸易发展迅速,社会思想多元化,但政治日益衰落。女真族军队步步紧逼,农民起义的篝火一点点燃烧。徐光启深切地感受到,只有关注农民和士兵,提倡实践,才能延长明朝的微弱气息。

崇祯历书是最大的成就

徐光启的户口本,如果只有两个英文名字和信仰,就不会那么震撼了。关键也是——学历:进士;职位:文渊阁大学礼部部长。

明朝没有宰相的时候,内阁大学士,俗称“葛老”,其实掌握着相的大权。改名字没关系;总理的权力,那是一样的。

松江小地方的穷孩子徐光启,要走到这个位置,并不容易。

第一步,19岁的徐光启摆脱了务农的命运,可以在私立学校教书谋生。这个教了16年,直到他去了广东,他的运气才变了。我遇到了焦红,一个感激他老师的历史学家,所以我赢得了“分元”并迈出了第二步。当他考上万历皇帝的进士时,已经42岁了。唉,正式三部曲终于完成了。

徐光启到北京后,先在翰林院设立前哨,再去礼部办公。从万历、太常、天启到崇祯,皇帝轮番更迭,百官不顺,三起三落。但是,只要信奉上帝的技术官员徐光启在位,就没有那么多酸酸的假醋,挽起袖子努力工作。他的目的是一个:关心国计民生。解决方案呢?农业和国防,两只手。

在这个舞台上,他阅读艺术书籍和练习武术,引进和复制弘毅大炮,训练火器营,加强首都的警卫和实践;另一方面,他忙于修建水利和技术发明,在天津开辟水田,改革军仓库,推广高产作物。这些技术性的东西根本不会让他失望。水文、地理、测绘、武器...作为侧门的西方技术,终于派上了用场。虽然不可能让垂死的明朝起死回生,但至少有利于人民生活和军队防御。

徐光启当政最大的功绩应该是《崇祯历书》。

由于秦田健(由明朝官员签署,主管天文、气象和历法)预测日食不准确,崇祯皇帝召回了三代退休大臣徐光启,让他主持历法改革。70岁的徐光启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各种测绘工作,他的国际友人、邓也加入了他的行列,并有一大批年轻官员担任助手。由于注意力过度集中,徐光启不小心从天文台摔了下来,伤了腰。终于,天道酬勤,这本用西方天体理论指导中国古代的奇书终于完成了。

似乎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崇祯是明朝末代皇帝,国家早就乱了。它回忆起一个高官只是为了一本历书?而这本既不能打又不能救难民的历书,却成了徐光启的政绩?政务有没有本末倒置?

原来天文历法在中国传统政治中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崇祯和徐光启都把它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所以,历书编好后,崇祯皇帝要求大臣们充分讨论,直到1644年历书才颁布。清朝入主中原后,顺治皇帝也认为这本历书很好,直接改名为《西新法历书》。

值得一提的是,天主教的规章制度也很好地约束了徐光启的“官德”。他死在文渊阁大学礼部尚书、太保太子的显要位置时,家人整理他的被褥,发现一个破烂的床垫。原因是他死前用的水壶漏了,久而久之床垫就烂了...

一切都始于红薯

徐光启本质上是一个科学天才。

算算,十九岁秀才,三十五岁举人,四十二岁进士。他忙科举多久了?结果,长年的精考和繁忙的行政工作并没有影响他的科研。《农业局》如期出版,他成了中国历史上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

应该说这得益于他的童年和他的传教士朋友。

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徐光启,从小就尝到了种地织布的辛苦。他经常去田里帮父亲做农活,也向其他老农民学习技术,给棉花打顶,产量增加了很多。小童心大受鼓舞,萌发了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后来遇到利玛窦,他深深体会到西方科学技术对强兵这个富国的积极意义,于是放弃了诗词歌赋,重新找回了童年的爱好,在天文地理、水利测绘等技术领域自由行走。

他对科技的贡献应该从一个红薯开始。

父亲去世的时候,江南被淹,农田被淹。已经是朝廷高官的徐光启回家守孝,非常担心:如果不及时补种其他作物,来年肯定会闹饥荒。就在这个时候,有朋友提到,福建从国外引进了一种高产作物红薯,非常容易成活。徐光启动了心思,马上让朋友带了些树苗,种在开阔地,收获也不错。于是他把自己的种植经验编成小册子,寄给了邻居。甘薯原本只在福建沿海地区种植,现已在江浙一带推广。

几年后,初冬,我回到徐光启,在那里我不符合部长们的政治观点。一气之下,我去天津闲着,继续种红薯。他利用地窖保温技术,成功地将这一高产作物品种引进寒冷的北方。地窖贮藏法在北方仍在使用。徐光启在天津时,看到当地农业种植水平不高,导致军粮供应不足,人民生活困难。他还试图在房山和涞水县开辟运河种植水稻,进行各种农业试验。

官场几年太平日子。很快,又有一个太监魏忠贤大权在握,徐光启拒绝效仿。他解体了,又退役了。这一次,他干脆回到上海“系统地展开、修改、审定和整理多年积累的农业数据”。这是著名的农业行政百科全书。但是,几个人看了这本书,就能想到,这样一部中国传统农业耕作技术的杰作,居然是一位过去的宰相写的?

但徐光启的科学成就远不止这本《农政全书》,泽及其后裔绝对不只是《崇祯历书》。他的翻译天才和中国版的《几何元素》让中国后代受益匪浅。

徐光启考中进士不久,曾拜见利玛窦。利玛窦说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有一本拉丁书叫《几何原本》,在欧洲影响深远,可惜很难翻译成中文。徐光启说:“既然有这么好的书,如果你愿意教我,不管有多难,我都会翻译成中文。”一年多以后,徐光启一离开翰林学院,就赶往利玛窦,利玛窦在那里讲故事,徐光启翻译。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译名都是从零开始的,只能由徐光启来实现和创造。不可思议的是,许光启的很多译名都很贴切,比如点、线、直线、曲线、平行线、角、直角、锐角、钝角、三角形、四边形...数学教材中这些耳熟能详的术语是徐光启在400年前定下的,不仅在今天的中国使用,而且影响到了日本和韩国。

一年后,《几何原本》被翻译成六卷,印刷发行。徐光启抚摸着这本书,感慨道:这本辉煌的数学著作,在未来的一百年里,一定会成为全世界学生必读的书,但恐怕到那时已经太晚了。

但历史比他的预感更可悲。

明朝的覆灭,清朝的建立,政权的更迭,科学再次被放入“冷宫”。不仅书的后半部分被延迟翻译,就连他翻译的前半部分也不再发行。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技作品成为康熙、雍正或乾隆皇帝的专属爱好。直到清末废除科举,推行新式学堂,几何才成为学生必修课,比徐光启发出的“百年叹息”晚了近二百年。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徐光启的崇祯历书。虽然他最好的朋友,西方传教士汤若望,尽力保存这种历法并致力于它的普及,但他再也不能鼓励清朝皇帝将欧洲最新的日心说引入中国并重新整理历法。再过一百年,二百年,甚至三百年,刚刚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国天文学又被抛弃得远远的。历史可以浪费多少个世纪?

幸运的是,1633年,徐光启闭上了他那双灿烂的眼睛;终其一生,他没有看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科技理想双重湮灭。只是历史对明朝的双重湮灭。只是历史给了明朝最后一次挽回的机会,没有被王朝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