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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亮度

作者:陈旻来源:《大公报》2010年7月6日

上车,点火。汽车启动后,我爱听的“藏歌”碟片被塞进汽车音响,随机流出“拉萨吧”。一阵嘈杂嘈杂的背景声过后,一个略带忧郁和无奈的男声开始唱了起来,“拉萨的酒吧里都是人,却没有心上人。”。她告诉我,她不爱我是因为我是个没钱的人。旁边的四年级儿子惊呆了,问:“妈,没钱没人爱你?”

我突然被这个问题噎住了。这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拜金主义几乎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内地的电视相亲节目时不时公开宣称“男朋友必须月薪20万”,“我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还有,女生直接问男的:“你家有钱吗?”俊男美女毫不掩饰对金钱的强烈欲望,现实极其透彻。

但是,我很同情那些80后、90后,因为生存的压力无情地榨出了他们生活中的汁液。当金钱、住房、汽车等物资的获得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生活目标时,他们将不再有单纯的心情去享受有理想、有单纯的爱情的快乐,他们的眼睛也不会闪耀着梦想的光彩。

因此,我不禁暗自庆幸。还好我生的早,不是生在金钱和物质至上的时代。还好我有一个天真单纯的童年;青春里,有热情和愚蠢,有理想和野心;恋爱的时候能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拥有一个清新而充满浪漫的世界。虽然被现实无情压迫,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诗歌上。在我的相册里,一张黑白照片定格了我三岁时的一个瞬间。照片中,我年轻,坐在我住的楼下的小棺材上,手里拿着一份《毛主席语录》,仰起脸自然地笑着,笑容清澈明亮,很有感染力。很多年后,每次看到这张照片,都要连连叹息。后来我把这张照片命名为“明眸”,意思是学习毛泽东语录后的状态。其实当时的我根本不懂汉字,但是脸上的明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那种幸福感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小学一年级,老师让我们写作文《我的理想》。我还记得我当时的理想是“做一个新时代的农民”,“骑一辆红色的铁牛(拖拉机),脖子上围一条白色的毛巾,驰骋在广阔的世界里”。当时,金训华等知识青年的典型宣传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我们班几乎所有学生的最高理想都是“当农民”。只有一个男同学想当“科学家”,马上就被我们嘲讽孤立了。

当年我们对物质没有强烈的欲望。记得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描述“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很轻松的告诉我们,进了共产主义,进了店,“想拿什么拿什么,不用花钱”。我心想:“共产主义来了,我一定要去商店买个气球。”气球在那时是一种奢侈品。因为心中的理想,我似乎有了一个深思熟虑。小学的每一天都因为目标明确而很平静。在个人成长的过程中,因为社会环境和家庭教育,我们这一代人把精神追求放在第一位。工作后,看书,听歌,抄朦胧诗,精神世界很充实。原工作单位位于浙江舟山。虽然是在岛上,但其实是在山里,离县城40公里左右。每天只有两辆公交车进出,早上出门,晚上回来。当时街上的店铺很少,我一天都在街上闲逛。我仔细看了看五金店的钉柜。然而,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我们过得很愉快。我们黄昏走在山脊上,仰望天空的彩霞,坚信“未来是光明的”。虽然现在的“路是曲折的”,但我们总认为我们的生活质量会“螺旋式上升”。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阅读西方著名哲学和中外文学,收集名人名言,经常更换座右铭。当时的烦恼很简单。记忆中,我生气是因为单位同事批评我“平时说话不使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指出我说话“酸”。当时因为看了一本书就很自然的“学以致用”,所以平时说话的时候就想尽一切办法插入成语和形容词,使用更多的文学语言。自我感觉很好,却被“指责”,这让我很纳闷。

经过一年的努力,评价先进,物质奖励有限。有一年,我被授予年度大奖。奖品是一个印有兰花的搪瓷脸盆。我很珍惜,二十年来一直舍不得用。它仍然完好无损,因为这是我的荣誉,也是我青春的见证。

至今我还有一个军用挎包。挎包很旧,由于长时间与衣服摩擦,挎包背面略黑光亮。我一直舍不得失去它,因为它陪我走过了那些精力充沛、热情洋溢的豆蔻年华,填满了我青春的回忆。当时每次上班前离开宿舍,都觉得要带这本书,舍不得离开,所以书包塞得满满的,合不上。而当这个沉甸甸的挎包被压在肩膀上时,一种饱满感悠悠荡荡,仿佛要撑破胸膛。当时没有看书的打算,就把看到的看了。有一段时间,西方哲学书籍大行其道,我也跟风。我回到书店读叔本华、弗洛伊德、萨特。虽然他似乎明白了一些事情,但他仍然很享受。一天下午,一个同事从县城回来,下车,兴奋而神秘地拿出一套黑格尔《美学》。她告诉我,新华书店的人正在抢购这套书。我一听到,立刻拥有它的欲望不可遏制,于是我立刻告辞,拎起挎包,冲出了门。好巧啊,一辆拖拉机驶出山来,我挥挥手,停了下来。司机告诉我他们要去县城,我求他们来接我。热情的农村男孩给了我司机旁边的座位,跳进了车后座。在我不断的催促下,拖拉机一路开到县城新华书店门口。最后买了一套全新的《美学》。沉甸甸的肩包,心里很踏实。

那时候没有舞厅,没有卡拉ok,连电影都很少。然而,我觉得我的精神世界是丰富而充实的,因为我每天都有一个装满书的书包亲密地摩擦着我的肩膀。1987年,在宁波工作的两年里,我每天都去包玉刚图书馆看书和记笔记。在那里,我有了固定的座位,暗暗下定决心,要像马克思一样,在我脚下的水磨石地面上踏出一个深坑。那时候的爱情是纯洁的,没有人把家庭和物质条件作为择偶的标准。去年,一个二十三年前我在宁波工作时介绍给我的“目标”去了南京出差。他转向我,当面问我:“你当初为什么拒绝我?”说这个问题困扰了他二十多年。我苦想了又苦想。按照我自己的“风格”,在遇到别人介绍的“对象”时,我通常会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读过几本世界名著吗?”如果答案是“我没看过”,那么我马上离开。如果对方回答“我读过”,那么我会问“泰戈尔是哪个国家的?”我不记得有人回答过第二个问题。

我问他,你是这样和他说话的吗?他说他确实回答了“我从来没有读过世界名人”。我说,就是这个原因。因为理想,因为对理想的追求,生活中有很多期待和期许,平凡的日子里有那么多诗词和情趣。我在南京单身工作的时候,在一张90 cm宽的小床上靠墙的一侧摆了一排书,因为我想要那种“我喜欢的书触手可及”的感觉。窗外的雨棚上挂着一串风铃。很多朋友还记得我手机里清脆的风铃。另一个朋友专门为我写了一首诗,“耳边响起的风铃/会给我们很多温暖/很多温暖是/很多潮汐淹没了堤岸/鸟儿在清澈的蓝色里自由飞翔空”。

在那个年纪,我们都有敏感多汁的心。我和朋友们在月光下相互倾诉,诉说着生活中被他们感动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发生过程中的微妙感受。我的一个同学,潘玲玲,谈到了他的搭档。他家不富裕,但她不在乎。从唐山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才和我聊到她的幸福。记得我们并排坐在中山陵音乐站的草地上,因为两个人都是初恋,她向我表白,“我要和他一起长大。”那一刻,她的眼睛沾染了绚烂的阳光,闪烁着动人的光芒,我笑她,“她的眼睛看起来像油。”。

当时我看到她充满激情,滔滔不绝。看到已经是夕阳西下,我担心回饭堂会迟到,会错过饭局。只是小心翼翼的打断她,她提出先回去吃米饭,立刻被她指责为“俗气”、“只知道吃”。但事实上,她那天狼吞虎咽的吃完了饭,吃的比我多得多。而我自己,自从和老公相恋到结婚,不知道他的经济背景,所以一直不敢问。回首过去的几十年,很明显,理想的光芒照亮了我的一生。因为有了理想,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深信幸福就在不远的地方,我可以充分享受生活的本来面目,给自己的内心带来纯粹的愉悦,让我有了很多可以反复回忆的与金钱无关的经历和感受。如今,“安于现状,不放弃努力”让我能够在金钱和物质的社会里保持冷静平和的心态,用指尖细细捕捉过往日子里的每一个故事和心情,享受和重温生命中每一个美好的瞬间,不断触摸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