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春天永远在那里，波长是平的

作者：朱佛恬来源：《60个瞬间》

1966年夏末，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和妻子朱美芙在极左路线上遭受暴力迫害，惨死。他们有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大儿子傅聪离家很远，小儿子傅敏在北京工作。当时通知到场的只有傅雷太太在上海的哥哥，舅舅舅妈，和跟傅雷太太一起生活多年的老仆人菊娣。

一个寒冷的夜晚，我们在家等一个陌生的客人

傅雷夫妇去世四个多月后的一天，一个戴着大口罩的女孩突然出现在朱迪阿姨面前。她说她姓高，是傅雷的妻子，问起他们的亲戚。

很快，那个戴着大口罩的女孩出现在一位老太太——傅雷的远房阿姨面前，把傅雷夫妇的骨灰带了上来。这位思路清晰、疑神疑鬼的老人说:“你是谁，好人还是坏人？”就伸手把面膜加宽。“哦！”女孩退后一步，说了声“对不起”，转身离开。

冬天，是时候过去了；春天，你应该来，但不要来。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没有地震打破夜晚的寂静。月经和我心情复杂，坐在家里等着一个陌生的来访者——有人打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写了一封字迹优美、感情真挚的信，为傅雷夫妇的葬礼题词不详。

快十点了，楼底下隐约传来几声重重的敲门声和开门声。我认为那个陌生人如期到达了。地板上有轻微的脚步声，游客们一直呆在二楼的门外，在敲门之前，月经从椅子上起身，分三步把门打开。室外走廊没有灯。在室内光线的旁边，有一个超大的白色口罩，还有一双看到人后马上垂下来的大眼睛。

啊，多年轻的女孩啊！

我分不清她是陌生还是害怕，是迷惘还是恐惧，于是她站在门外。

“哦，同志，信是你写的，请进来吧。”月经让客人安静地进入房间。

“谢谢。”她的声音很轻，几乎听不见。她犹豫了一下，慢慢踏进门槛，转身关上门，站在门口。

我也站起来看着她:瘦小的身材，一件旧的深蓝色外套，一条深色裤子，一双普通的黑色布鞋，短发。这么冷的天，全身给人一种单薄的感觉。

她没有看房间，月经轻声断断续续地说:

“我冒昧前来，信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看过傅雷的书，听过傅的琴，唉，他们家！”

她低下头，突然抬起头来看月经。她的声音提高了，语气近乎执拗:“我去火葬场找他们的骨灰，听那里的人说，如果无人认领，就处理掉。但是，自称请亲戚出面，我没有这个条件，只好来找你。可以把骨灰盒拿出来，转移到西郊的吉安墓地。”她一边说，一边压低声音喃喃道，“不然儿子回来连父母的骨灰都见不到！”我注意到她眼里的泪水，月经沉思着。

“我们也认为这是一个难题。说实话，我们家已经快到明天不知道的地步了。”月经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同志，你叫什么名字？你家离火葬场不远吗？请坐下来详谈。”

“我叫高，阿姨。有人告诉我你很善良，再也没有来找过你。我也想想你的难处。如果你相信我，你可以委托我做这件事。我没什么好担心的。”吃完饭，她又加了句:“要尽快处理。”

她没有回答询问，也没有详细讨论自己。她总是站在门边的角落里，没有摘下口罩，也没有过来坐下。月经，高个子，一直站着，低着头听。月经听后说:“你说的我都懂。好吧，明天一早让我侄子和你一起去。谢谢！”

女孩看起来很放松，看了我一眼，点点头，我们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在女孩的小包里，只有一张孤独的张一元钞票

第二天早上，天又轻又有雾，有厚厚的云。我在胶州路拐角处看到那个还戴着大口罩的女孩。她仍然穿得那么瘦，手里拿着一个布袋。

我跟她打招呼的时候，姑娘点头带路。

进入火葬场后，她去办理了领取手续，谈了很久。我们只看到两个暗红色的骨灰盒，没有照片和名字。她检查了两个骨灰盒，说:“我们把它们送走吧。”说完把一个骨灰盒放进自己的包里，又把另一个骨灰盒放进自己的包里，仍然由她牵着往西郊走。

上车后，她拿出一个小搭扣手提包，打开来买票。我偷偷看了一眼，发现小包里只有一张张一元钞票。我赶紧说:“你不该买。我这里有。”她也没有强迫。

我们换了几次车，走了几英里，下了末班车。她似乎累了，坐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胸口起伏着，喘着粗气。

“累不累？”我抱歉地问。

“嗯！”

“你又弱又病。”我几乎和医生一样确定。

“唉！已经很多年了。”女孩叹了口气说:“现在一个壮汉说死就死。对于我这样的病人来说，生命的价值更低。好了，不说了。”女孩站了起来。

走过一个拥挤的墓地，拐进一条乡间小路。小屋旁边碰巧有一个洗衣店。我建议休息一下，我们在石墩上坐下。这时，一缕阳光从云隙中泄露出来，我感到身上有些温暖。

我看着女孩，问她:“高同志，你这么热情，怎么这么了解傅雷一家？”

女孩吁了口气，慢慢低声说:“不能说我熟悉。从小就喜欢文艺。早上上学，晚上回家。我经常听到他们家的钢琴声。有时候让我误了课，忘了回家。后来知道是傅雷家，他们家会弹钢琴。”她亮晶晶的眼睛透露出童年的愉快心情。她继续说:“我很沮丧，因为我身体不好。只有书和音乐是我唯一的安慰。然而，就在一天，我去了那里，门和栅栏上贴满了标语和海报。他们死了！”她闭上眼睛，低下了头。

“你认识他们吗？”我问。女孩摇摇头。

我大吃一惊，更直白地问:“就这样，你就？”我没有说下去。

女孩马上问:“我这样做有错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想继续。

“我们去做点什么吧！”女孩打断了我。

我们慢慢走了一个小时，来到了几排平房。她带我进了一个正职的办公室，跟店员说了她要的东西，听说死者是傅雷。店员看着我们问:“你和死者是什么关系？”“亲戚。”她这样回答。

她转手替我交了定金。店员递给她两张骨灰寄存证。她检查了一下，递给我，说:“把它们收起来。”看，我把它放在我的外套口袋里，然后我看向别处。

当工作人员走进后面的平房时，我们走过一排排高高的架子。女孩一边走，一边似乎看到了什么。她停下来指着架子对我说:“你看，顾胜英，她！”她的眼神似乎又增添了一层悲伤。在侧架醒目的地方，放着三个骨灰盒，里面只有照片——年轻的女钢琴家和和她一起回到天堂的母亲和哥哥。“前天刚发的，他们气死了。”他旁边的工作人员插了句话。他指着旁边的架子说:“放在上面一层。”

女孩叹了口气，研究了一会儿三个骨灰盒，然后继续前进。到了工地，我搬了一个小木梯，不远处。我们取出了两个骨灰盒。她拿出一块白手帕，轻轻地擦去盒子上的灰尘。她踏上几个小木梯，把我递给她的盒子整理好，走下小木梯。

我把木梯放回去，转身。先是听到女孩抽泣，然后靠在架子上痛哭。我也觉得酸酸的，赶紧掏出手绢，走到架子的尽头擦眼泪。

女孩哭得很伤心，哭了很久，我不得不走过去阻止她。

我们离开墓地，走在崎岖的土路上，没有说话。这段路好像比我来的时候还长。我走着走着，终于到了来的时候的墓地。现在，我们都清楚地看到，喧闹的人群正在挖坟墓。

我们乘公共汽车去了城市。我说走一会儿！女孩答应了，走到新华书店门口。她放慢了车速，看着书店的橱窗，喃喃自语:“巴尔扎克走了，雨果走了，罗曼？罗兰走了，一切都走了……”她愣了一下，转向我说:“刚才那两张存单放好了吗？”

“收起来。”她没看见我把它放在我的口袋里吗？

我们在静安寺附近分手。

一个星期后，我去看望骨灰。有人在傅雷夫妇的骨灰盒前提供了一束香喷喷的腊梅，中间还夹杂着几朵鲜艳的月季。储藏室的同志大概一眼就看出了我的特点，说:“你的亲戚，那个戴大口罩的姑娘来过了。”

市场上不再卖花了。这么冷的天气，不知道从哪个温室弄来的月季。啊！傅雷晚年夜以继日地工作，从不离开家，在花园里种了一些月季，成了他的爱好；此外，梅服月经是在蜡梅开花季节出生的。这是女生的好感，还是巧合？

女孩拿着一个搪瓷杯和一个小布袋，走在“造反一方”的人质下面。“叛逆者一方”抄袭我姑姑家。不幸的是，女孩的来信和两张骨灰存放证明也落入了“造反派”手中。

“造反派”天天来，摆出一副“革命”的姿态，训斥:“你们共产党人的立场在哪里？哎，这么严重的问题，有没有向公安机关举报过？”

他们越说越认真:“上海警备司令部也知道这个问题，有人敢给中央写信找傅雷……”领导说话没头没脑。

“她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我们一定要抓住她！”他们充满了表现力和攻击性。

他们把事情描述得那么复杂，我都后退了:“他是个好人！只是一个会弹钢琴的女生。很简单，出于同情。”

“哼，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他们背诵了语录。

“你怎么知道她会弹钢琴？依据是什么？”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说富家有两台钢琴。她说她钢琴老师家里有三架钢琴。就是这样。”

“好吧，我们去找她的钢琴老师！”为首的人接了口。

就这样，我被他们塞进了一辆黑色轿车，去了警察局，公安局，音乐学院...

早出晚归，到处看看。

一天早上，我被护送到中山公园附近的一条小巷。车子停在一栋楼前，五六个人去敲门。

汽车的到来惊动了整栋大楼。每一层每一户人家的窗户都一扇一扇打开，惊恐的脸舒展开来。然后，窗户很快就关上了。

"这里有人叫吴吗？是几楼？"

“没有”门关上了，门又被敲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在三楼。”有人应了一声。

门开了，五六个人冲了进来。我被带进了一个有三四个房间的房间。

凌乱的家具，飞舞的纸张，一个学校抄回家的场景。母女俩在一个有两张单人床的小房间里一起摇晃着，沙沙作响。在一个大房间里，三四架钢琴堆叠在一起。

女主人，姓吴，是秦老师，五十多岁。她不记得有过高姓女生。当然，“造反派”要我解释女孩的形象。“没什么特别的，瘦瘦的身体，轻盈的脚步，大大的眼睛，布鞋，戴着大大的口罩，是个家境贫寒的女孩子。”我没好气地说。秦老师定下心，想起一件事:“你是不是搞错了？有一个女孩和她有些像。她发现我一个人在这里。她是一名中学毕业生。我不收她的费用。她帮我抄写钢琴谱，努力学习。她身体不好，很久没来了。我真的不知道她家住哪儿。”

“好吧，我们去中学找她。”带队的人说。

快到中午了，这帮人去餐厅填饱肚子。忘了带钱和粮票，没人管。空他们被带着肚子护送上车。

他们东打听西打听，找到了一所学校的名字和地址，车子七拐八拐地向女孩家驶去。

我想不出路和门牌号，就被五六个人护送进了房间。女孩不在家，已经是下午三点了。

看到这么多人，听到女儿出事，爸妈都吓坏了。父亲一次次叹息，诉说着他的艰辛:“我经常丢了工作，换了职业。现在做一些临摹工作。我不能让我的大女儿来帮我。年纪较小的孩子还在学习。我家有几户人家。我只知道她喜欢看书和弹钢琴。我不知道她在外面做了什么。”母亲哭着抱怨女儿的病和怪癖:“女儿身体不好，要病半个月。书和音乐就像她的生活，真可怜！”

主人慌了，“造反派”，对我也松了一些，我冷静地注意周围的环境。桌子上放着一台很旧的小收音机，上面放着一本薄薄的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集，旁边放着一本厚厚的折边纸质书。我顺手打开了。原来是短篇小说集的手稿。多么工整漂亮的笔迹啊！转录起来有多难！

直到晚上七点，女孩才回家。

那伙人把我推到门后，让我隔着门看人。女孩进来了。还戴着大口罩的她，看到满屋子的人也没慌。虽然我站在门后，她还是找到了，只是对我点点头。

她就像是问了又答:“你想见我？我无事可做。”

“你认识他吗？”有人把我拽出来问那个女生。

“我知道。”女孩平静地回答。

“他们一直串联在一起，攻击和捍卫联盟。他们当然认识。”有人喊道。

“串联？！攻防联盟？”女孩表现出轻蔑。

“你拿到傅雷的骨灰了吗？”严厉的质问。

“我去拿。”答案很清楚。

“你为什么要得到？傅雷是个什么样的人？”有人问。

"他是法国文学的作家和著名翻译家."她给出了明确的回答。

父亲骂:“儿子，你疯了！”

妈妈哭了:“你和别人没有关系，为什么这样！”

女儿很淡定，无视父母的指责，看了一眼大家，问领导:“你要我怎么办？”

“你有更严重的问题，我们一起去吧！”“造反者”摊牌。

女孩拿起一个搪瓷马克杯和一个小布袋，在两个“造反派”的挟持下走了出去。从门口出来，她笑了笑，又朝我点了点头。

“我做我想做的事，没有人告诉我，没有后台。”

这是一个“叛逆”和柔弱安静的女孩之间的“审问”对话:

“给中央写关于傅雷的事，是你吗？”

"是的，我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

“为什么不指名道姓？”

“保护好自己。”

“傅雷是大右派，反革命。你怎么认识他的？”

"傅雷摘下帽子，被举报了."

突然，一个愤怒的人走了进来，问道:“谁派你来做那些事的？”你后面还有谁？”他的眼睛紧紧盯着女孩的脸，女孩的两只大眼睛紧紧盯着对方的脸，但提问者把目光移开了。

女孩慢慢回答:“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人会指导我，没有后台。”

"解释清楚动机和目的，坦白从宽，从严抗拒从严."有人改变了语气，劝他动员。

“上海警备区知道这个案子，你会怎么做，怎么交待？你的理解太模糊了！”有人吓到我了。

“对傅雷的尊重，对傅聪的爱，对他们家人的同情，我完全承认，这都是我的理解和彻底的告白。至于处理，要靠政策！”

这位善良勇敢机智的姑娘在被追问了一天一夜之后，写了一篇材料，主要内容是:从道听途说中，她听到傅雷的遗书说她爱国，心中一震，确定傅雷不是反革命，于是决定写信给周总理，请求干预。去了很多地方试图保存他的骨灰。

当时就说那个女生是个奇怪的人，被放了。

“一切终于过去了，希望春天一直在，波长平平。”

十月的春天，也就是雷震下课后的第三个春天，有必要为傅雷夫妇平反。然而，傅雷这位中国文学艺术园地里勤奋的园丁，他的骨灰在哪里？还是在阿姨的档案袋里，我找到了两个女生保存的存款证明。在他们追悼会的三天前，“墓地”的工作人员耐心地在乱糟糟的盒子里找到了两个13年前的骨灰盒，并把它们还给他们的亲属。

春天的世界很温暖。在寒冷的风雪里保护傅雷夫妇骨灰的陌生女孩在哪里？

经过多次搜索，我们终于在1980年夏天找到了她的下落。

天下着雨，风很好。在一个凉爽的夏日午后，我在上海西区一条小巷的一个简易房间里，再次看到了这个女孩。

十四年来，我们怀着同样的心情回忆着过去。

"...傅雷夫妇平反的消息，我第二天看报纸就知道了，我的心是平静的，我年轻时做过的一件事终于过去了，你不用再来找我了！”她看着窗外的雨，笑着说:“一切终于过去了。希望春天天长地久，波长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