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这一代人从历史严格定义中恢复过来

作者：许知远来源：《祖国的陌生人》

1970年冬天，唐德刚访问台湾，林语堂邀请他共进晚餐。唐准时赶到了酒店，店里的噪音很大。他问衣冠楚楚的领班:“林语堂先生的桌子在哪里？”“林语堂是哪家公司？”一直招待一脸茫然，大声问道。

在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的序言中，我读到了这一集。历史就是这么健忘，不需要一代人的努力，一旦名人被忽略，那些生动的情节就会变成刻板的刻板印象。

大约28年后，我在北京大学的视听报告厅看到了唐德刚。他正在做一个关于胡适的演讲。我忘了演讲的内容，但我记得一个70多岁的矮老头，风趣可爱，在台上跳舞，普通话有很浓的安徽口音，经常说“哥哥”。特别值得纪念的是，他几次提到“胡适对我说”。

走出报告厅后，心里有一种莫名的震颤。那是一个初夏的午后，道路两旁的杨树枝繁叶茂，烈日下的道路布满了斑驳的阴影。阳光与阴影交错，仿佛是历史的光明与黑暗。胡适？那是27岁就名满天下的胡适吗？他和他在同一个房间里，握手，说话，吃饭，骂娘...

那一年是北大百年校庆，巨大的校园被装修成操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不断被提起。我们这些学生，早就习惯于说胡适、陈独秀、鲁迅的名字，习惯于说蔡元培的“兼容并蓄”原则。老北大成了神话，新文化运动是神话的前奏，五四运动是高潮。至于这个神话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这些神话中的人物长什么样，他们的内心是什么样的，甚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内在联系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只有模糊不清。

我们住在燕园，燕园是Sturdon的遗产，和沙滩上的红楼没有联系，所以记忆是分开的。开学第一天，导师带我们参观了28楼后面的青铜雕塑。两只海狮一样的动物用头上的球扭曲着身体。这两只海狮是S和D的变形，意为“科学”和“民主”。它们是新文化运动的响亮口号，激励了几代年轻人的成长。然而此时此刻，铜雕获得了新的意义，调皮的学生赋予了它新的意义——“科学和人民主宰顶球”。

真实的悲伤和历史的嘲讽都被笑声掩盖了——近一个世纪后，原本的期待没有实现。不仅如此，他们的意义还抽象在口号里。你很难理解他们的情绪和实力，以及他们是如何让一代人兴奋起来，认定自己找到了拯救中国的本质。那些名字，那些思想，那些运动，获得了不朽，迅速腐朽——它们只存在于历史中，与我们的现实几乎没有关系。

武玉是谁？曾经被誉为“一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如今沉睡在历史的尘埃中，故居被改建成了麻将馆。蔡元培是谁？人们似乎只记得他再造了北大，至于怎么再造，就模模糊糊了，只记得“兼容并包”的口号。胡适是谁？我记得15年前上高中的时候，我在班里以博学著称。我逛书店的时候，同桌的女生指着一本书问我:“胡适是谁？”著名的反动学者。我想都没想。我在一本充满阶级斗争思想的文学史上看过他的简介。著名的陈独秀，我根本没读过他的任何东西。他的知识分子色彩总是让位于他的政治角色——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可惜他似乎已经离开了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吞噬了一切。至于最有名的鲁迅，他一定是坏了我们的胃口。课本上他选的课文太多，题目太大。“说三遍就像烂草。”没有什么比反复强调作家的重要性更容易毁掉他了。如果此刻去北京的一家餐厅，恐怕除了鲁迅之外的所有人都会被一个穿着比较考究的服务员问“他是哪个公司的？”。

在1998年初夏的那一刻，唐德刚似乎建立了这种联系。那个胡适离我不远，他的余温还在。短暂的恍惚很快就过去了。在我整个大学期间，我经常和别人谈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精神，但我从来没有试图真正理解它。谈论他们更像是对当下环境的否定。你看，那是一个自由宽容，百家争鸣的时代，也是一个学生可以展示自己的力量，改变国家命运的时代。我对这一切的抒情理解，夸大了他们精神的纯粹性，似乎是对现实生活的潜意识报复——一个思想变得平淡狭隘，知识分子被边缘化的时代。

一年前，偶然读到陈独秀的文章《爱国与自我意识》。写于1914年11月，就在袁世凯复辟高潮之前。这也是中国社会混乱的时期。辛亥革命和共和制带来的希望已经让位于巨大的损失。宋刺杀、解散国会，袁世凯的个人野心，正在成为历史。政治腐败导致社会衰败，道德体系迅速崩溃。大多数人在这种转变中不知所措。外界压力一直在加强。随着欧洲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加速了对中国的侵蚀，中国社会兴起了爱国主义情绪。陈独秀正是在这一刻提出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不应该盲目地投入爱国热情，被国家的需要吞噬。相反，他们应该做出理性的判断——这个国家是否旨在保护其公民，只有一个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国家才值得热爱和大力支持。当我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正是“爱国主义”再次流行的时候。新一代年轻人在MSN里塞满了红星的签名，在家乐福超市大声辱骂...个人消失了，却聚集成一个集体，爱国主义的内涵消失了，只变成了口号式的情感。

然后，我又开始读胡适、鲁迅、蔡元培。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写于90年前的文章，此时此刻似乎是为中国而写的。这些命题，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对外界的态度，国民性的弊端，对传统的态度，个人的解放和教育的目的，都被讨论得很广泛。白话文的发展还不成熟。夹在新旧世界之间的人物，往往用半白半散文的修辞手法，重复、繁琐、急躁、简单化，但他们的洞察力往往是惊人的。如果说华盛顿、杰斐逊、亚当斯、富兰克林是美国的开国元勋，那么他们就是现代中国思想的基础一代。如果把因为德雷福斯案而聚集在一起，凸显实力的法国知识分子，视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起源，那么他们在1919年的表现，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崛起的标志。

好奇心诱使我重读他们的作品，试图了解历史。立刻变成了无止境的追求。要想了解他们这一代人，就必须了解晚清到民国的艰难过渡，了解比他们年长的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变化，再了解比他们年长的曾国藩、张之洞、郑的内心变化...正是这三代人见证了中国一个接一个地陷入脱离中央帝国地位的境地。第一代人认为我们的军事技术不行，第二代人说只需要改变政治制度。但是到了第三代，在之前所有的尝试都失败之后，它开始相信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为了创造一个新的国家和民族，有必要把一切都洗一遍。他们必须打开人们长期以来盲目的思想，使他们能够独立思考，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是未来。

但如果不了解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变化，就很难了解。正是中极力量的崩溃和南北对峙的形成，为知识分子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思想自由。正是因为现代出版业的繁荣，报刊成为大众舞台的中心，不仅为知识分子提供了表演的舞台，也提供了经济支撑。正是大量学校的出现和大量学生的培养，才使学生运动成为可能。

如果说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的出版被视为文化拯救一代崛起的标志，那么1919年5月4日的街头行动标志着这一阶段的结束。蜜月四年，一小群人才围着新青年和北大同舟共济，让位给师。通过文化改造中国的想法似乎太慢了。有些人想采取更直接的行动，所以需要更严格的组织；对一小群知识分子说话的魅力是不够的。有些人想找到更广泛的受众。中国面临太多的问题和挑战。这些启蒙者无法像18世纪的欧洲先辈那样，在沙龙、书籍、对话中冷静优雅地讨论自己的想法，以使其更清晰、更深刻。他们被敦促采取行动。

于是，在五四激情和力量的巅峰，这场思想运动也耗尽了它的生命力，随时准备消退和淡化。那些曾经热情地、热情地、常常是不耐烦地试图去理解和改变自己生活的世界的年轻人，他们也和我们一样经常犯错。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最初的思想和行动中得到启发和鼓励，支持我们继续他们未完成的事业，为下一代留下新的遗产。

从历史的僵化定义中，还原那一代人，体验他们内心的冲突与变化，希望与失落，成就与局限，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与社会。这种探索不仅会丰富我们对中国的认识，也会给我们当前的道路带来新的曙光。这可能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