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宝宝的胜利

作者：李宗陶来源：《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16期

当年做翻译的很多人都去北京当官了。这些年来，他们遇到草宝宝，都会说“你好，还剩下那么多作品”。

87岁的曹颖穿着红黑相间的毛衣，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华东医院的制服细条纹棉袄现在就在他腿上。

他的妻子盛田敏走了进来，帮他掖好衣领。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要换衣服。”曹颖缓缓说道。

“我没告诉你，记者今天要来采访。”盛天民笑着说道。

曹颖笑得像个孩子。哦，我想起来了。

护士递给他一个白色的小碗，里面有一些切好的苹果。说着话，曹颖忘了拿苹果，把碗放在床上。当盛与记者交谈时，护士指着碗，意思是“你还没吃完”。曹颖立即把碗抱在怀里，把一小块苹果放进嘴里。那个表情是顺从的，没有争议的，纯粹的。

正是这位看似年轻化的绅士，在文革后的20多年里，翻译了400多万字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以及肖洛霍夫、莱蒙托夫等人的作品——一张方桌不足以传播这些译本。

很长一段时间，他生病了，不得不去一家小街医院治疗。即使有市委领导的关注，医院还是拖拖拉拉。最后，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芮兴文“愤怒地指责下属”时，曹颖接受了治疗。难怪相关部门领导不会把“大翻译”转化为“行政级别”。

祖先传下来的东西

宁波镇海的盛家是当地的名门。从康熙朝到民国，家族中有408人成名成官，近代出国留学的成功学者和实业家不计其数。

1923年，曹颖出生在骆驼桥的盛家，原名盛俊峰。圣子纪酿酒园是祖传产业，记载于《镇海志》，由圣君风曾祖父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开创。1915年，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作出决定，中国首次以政府名义参加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190万人在耗资9万元的中国展览馆参观了4000多件中国商品。最后，杭州张小泉剪刀、贵州茅台、宁波圣子吉酱油获得金牌——这个事件被同样在华东医院的曹颖在2006年清楚地记住了，他亲自从家乡告诉记者。盛田敏说，曹颖家也做腐乳、米酒和醋。解放后，工厂在20世纪60年代仍然存在。

曹颖的母亲徐淑娟是慈溪县的一个好家庭。在张爱玲出道之前，许家生出了浪漫主义小说家徐旭(曹颖的表妹)。多年后，他的小说《鬼恋》被宁波镇海人陈逸飞拍成电影《人约黄昏》。曹颖的父亲学习西医。1919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医学院，后开诊所行医。一年多后，他回到家乡，成为宁波铁路医院的院长。祖酱园由专门的经理管理，家里经济状况很好。

后来，盛俊峰有了比他小8岁的弟弟盛小凤。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任编辑。

1931年10月21日《宁波时事通讯》刊登消息:“小学生盛俊峰独捐30金”，称“九一八”事变后，8岁的盛俊峰在宁波抗日救国募捐活动中捐了30大洋。当时的钱可以买100斤猪肉或者150斤香油。这是我父亲盛捐的，他叫儿子捐。就这样，他向儿子表白了“爱国”二字。

1937年，日本人离宁波越来越近，他们的父亲带着家人逃到上海。日本军队驻扎在我家乡的花园房子里，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解放后，考虑到自己回不了宁波，父亲把别墅捐给了邕江女子中学。

在上海，他们在复兴公园(原名法国公园)对面租了一栋带小花园的新式房子。

抗战初期，全国首次出版《鲁迅全集》20卷，定价20元，但只订了8元。盛俊峰用攒下的零花钱订了一套，从此“反复阅读”。全集最后十卷都是鲁迅翻译的。他说他走上翻译这条路，是受了鲁迅的影响。

盛俊峰在英国人开办的莱斯特理工学院学习英语。当时进步的书刊和俄语文学作品大量涌入，于是他开始学习俄语。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后，他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开门的人是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俄罗斯中年妇女(当时上海有上万名俄罗斯老难民)。问了原因后，她告诉他学费是每小时1元银洋。盛俊峰算了算，要求一周一节课。根据老师的指示，他去乔佛里大街一家由俄罗斯华侨开的书店买了第一卷《俄罗斯晋亮》。当时他每个月有5块钱的银洋零花钱，用4块钱学俄语，留下1块钱买参考书，连电影都没看过。

塔斯社与翻译事业的开始

1941年，上海地下党组织和苏联塔斯社讨论并共同组织了宣传反法西斯的中国刊物。地下党领袖蒋春芳找到盛俊峰，希望他做点翻译工作。盛俊峰当时18岁左右。第二年，他以“小草”的笔名出版了普拉东诺夫短篇小说《老人》的第一个译本。

当时很多外国通讯社都在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比如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大部分都是用说外语的中国人。曹颖于1945年正式加入塔斯社。在上海，该协会经营一家中文期刊《时代》(Time)，一家英文报纸《每日战争新闻》(有人戏称其为“丹来黄牛司”，与每日战争新闻谐音)，以及一家“语音电台”。曹颖记得一个苏联女广播员可以直接把俄语翻译成英语。负责广播音乐节的中国人李每天早上带着一个大蛋糕和油条来上班，边吃边拿出唱片播放。解放后，他去苏联学习指挥，后来成为中央交响乐团团长。

当时国民党封锁战争消息，只报胜利不报失败，要“窃听敌台”才能全面了解情况。姜春芳让精通法语的傅雷听一听法国通讯社的短波广播，并翻译成中文。曹颖经常去傅雷先生在石门路巴黎新村的家拿翻译版本。

20世纪40-50年代，在“以俄为师”的背景下，曹颖翻译了大量介绍苏联国家制度、企业党管、婚姻家庭、儿童教育、俄语语法等方面的著作，并向中国读者介绍了俄苏文学艺术作品，许多文章被选入当时中学的汉语教材。

1955年出版《拖拉机站站长首席农学家》译本(尼古拉耶娃等)。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号召全国团员向女英雄纳西加学习，“关心人民疾苦，反对官僚主义”。一年后，王蒙在组织部发表了《新青年》。

曹颖学生张海玲说:“胡耀邦注意到，《拖拉机站站长首席农艺师》大概是文学浏览中的‘偶然’，但也有‘必然’，其中之一就是曹颖的出色翻译，使得原著大放异彩。”

曹颖曾写过一篇关于苏俄五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文章，其中包括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和索尔仁尼琴。他还熟悉俄罗斯诗人，并翻译过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阿赫马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的一些诗歌。

列夫·托尔斯泰(lev tolstoy)是俄罗斯文学巨匠，用一生的作品宣扬博爱、自由和人道主义精神，而肖洛霍夫是最成功的继承托马斯精神和技巧的人，因此他在20世纪50年代致力于肖洛霍夫作品的翻译。

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于1956年最后一天在《真理报》连载。卫国战争时期，“不是被打死就是卖国贼”，很多幸存的苏联官兵回国后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华东师范大学徐振亚教授说，那年除夕，莫斯科播放这部小说的时候，一万人空。很多苏联人站着听，在寒风中流泪。“曹颖是个思想家。他很敏感。他马上感受到内涵，马上翻译。”

曹颖后来写道:“我翻译的时候很激动，我经常停下笔来擦眼泪...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中损失了大约4000万人，所以战后几乎每张餐桌都有一个空的位置，摆着没人用过的餐具。”

他对肖洛霍夫的许多作品感兴趣。解放前翻译《学恨》，解放后翻译《开垦的处女地》(重译时改名《新开垦的土地》)、《顿河故事》。

对俄罗斯人思想的深刻理解

曹颖有句名言:我的意思是我自己的每一分钟都像犹太人一样，意味着他们的每一块钱。

一年365天，他坐在书房里，像是要和那些小小的俄罗斯角色一起工作。有一次朋友在他家住，早上刚聊了几句。曹颖说:“对不起，我得去上班了。”盛田敏告诉记者，当他工作时，他的孩子知道他们不能被打扰。

曹颖认为一个好的翻译应该让外国读者和国内读者在阅读原文时有同样的感受。

他曾经向他的朋友透露过他翻译的过程:先通读几遍，使人物在脑海中清晰；然后逐字翻译；然后对比原文，看是否有遗漏或误解；接下来，从中文的角度，我经常请演员和朋友朗读并纠正错误(比如我的老朋友孙道林为他朗读了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的译本，曹颖也相应调整了音韵。在华东医院，他们曾经是邻居)；最后根据编辑意见做一些调整。

《战争与和平》有559个角色，曹颖制作了559张小卡片，上面写着每个人的名字、身份和性格，直到他真正进入小说的世界才开始写作。此外，图恩广阔的历史画卷迫使他涉猎俄罗斯的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风俗习惯以及俄罗斯的日常生活习惯。这四卷他翻译了六年。

今天，他的书柜里放着559张卡片和4张破卡片。

在《复活》的几个中译本中，徐振亚对曹颖的翻译评价最高。他说曹颖已经完全理解了原文，用词准确、生动、简洁。

翻译安娜卡列宁时，安娜的命运常常让他陷入其中。学生张海玲记得有一天去她家，发现她的老师有些不同。他起身离开，曹颖留住了他。过了一会儿，曹颖激动地说:“安娜死了...我刚才在翻译‘安娜之死’，我很难过。”

1985年，他第一次随代表团前往苏联，踏上了托尔斯泰故里的土地。这是图拉市附近的亚斯纳亚·博利亚纳庄园，占地380公顷，有白桦林和湖泊。曹颖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大贵族和大地主，但是他太关心贫穷的农民了，以至于他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了。”

1987年，苏联作家协会授予曹颖高尔基文学奖。在获奖感言中，有这样一句话:“两个汉字(曹颖)显示了努力、文化才华和对俄罗斯灵魂的深刻理解。”

从1990年8月到1995年1月，《安娜·卡列宁》再版14次，总印数77.5万册——这只是上海某出版社的数据。

1996年，曹颖写道:“有些大学生外语学得很好，在中外合资企业中赚了很多钱，但很少有人真正愿意孤独地从事翻译工作。有的大学生中外文基础都很好，但是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没有落实，不能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

胸椎断了，但是脊柱没断

曹颖说，知识分子应该有五样东西:良心、头脑、远见、骨气和勇气。

“人活着，不能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无论如何，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去分析，去判断。不能弯腰随风摇摆。”

五十年代反对胡风的时候，他的朋友满涛成了批判的对象，他“反右”的时候，傅雷就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当局要求曹颖写批评文章，但他一句也没写。他说:“我没有良心不能批评他们。”

他对斯大林也有自己的看法，他年轻时崇拜斯大林。他在给朋友蓝英年的信中说:“过去，我们对苏联的看法完全是‘片面的’。我们只从我们能接触到的材料中看到了它的光明面，只听到了它的赞歌...最近几年看了高尔基的《不恰当的思想》，之前没有公开发表，罗曼罗兰封了《莫斯科日记》，吉德的《苏联之行归来》，对吗

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历史包装，文革结束后，曹颖和巴金联手创办了文革博物馆。摄影师杨整理了两卷《文革博物馆》，两个老人的话出现在专辑封面。曹颖在序言中说:“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发自内心地发出声音:这一历史悲剧不能再重演了。”

对比曹颖和他妻子在20世纪40年代和70年代的照片，很明显，身高差距已经消失了。这场灾难造成了他身体的短缺:1965年，他分散工作，因大出血失去了3/4的胃；1975年，100公斤水泥诞生，压碎了90公斤身体里的胸椎。曹颖说:胸椎骨折了，但是脊椎没有骨折。

今天，他们一起走过了60年。

采访时，老两口核对了姓名和事迹，翻遍了记忆中压箱底部的零件。场面很热烈。

他们的小女儿盛珊珊早年学国画，后来去美国学油画。她以大型油画和玻璃雕塑而闻名。在上海世博园，有一组她的大型户外装置“开放长城”。这组作品出现在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上。盛说，等天气转暖了，她会推着去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