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红灯和目标依赖

作者：万宏等来源：《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1期

中国人喜欢闯红灯，这种行为似乎与文化程度无关。不管是否受过教育，大多数人在红灯前总是表现出同样的不耐烦。为什么一个在路边徘徊的人会像忙碌的上班族一样闯红灯？为什么知道违规会带来效率损失的人经常闯红灯？更奇怪的是，他们可以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浪费大量的时间，甚至无所事事地在路上闲晃，却在红灯前那么不耐烦，就那么几十秒。很多人会把闯红灯的行为解读为“素质低”，或者把它当成一种“急功近利”。其实闯红灯背后可能更多的是思维习惯诱发的目标依赖。

闯红灯的目标依赖应该这样解释:因为人们往往有强烈的动机和欲望去追求一个设定的目标，所以人们有强烈的欲望去征服交通灯规则的设定目标。如果人总是喜欢不由自主地闯红灯，那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喜欢依靠一个既定的目标，并愿意为实现或超越这个目标而努力。如果这个过程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那么人们必然会陷入对既定目标的依赖。比如我们学生在教育面前的表现就是很典型的目标依赖。教育部门为每一个接受初等教育的学生提供了“考大学”这样一个明确的目标设计。但是稍微有进取心的同学，都会为了“考大学”而努力学习。所以面对高考，学生、老师、家长都煞费苦心，每年都会产生很多优秀的考生。但是，为什么中国的高等教育总是让人觉得不尽如人意？也就是说，这种目标取决于做出崇拜。因为考上大学后，目标已经完成，没有人为大学生设定既定目标。所有目标的设定和实现都必须依靠学生自己的感知和探索。如果他们有悟性，就会因地制宜的为自己设定正确的目标，并为之奋斗。然而，对于那些目标依赖严重的学生来说，他们面临着目标缺失的困惑和困惑。为什么给自己设定正确的目标这么难？这可能和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有关。当我们从小开始学习写作时，我们被要求不要超过田字格，并且被严格地限制在规章制度之内，这对思维习惯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的课堂分析和课后测试都有标准答案。中国是一个尊重教师和重视教学的国家，所以中国学生或多或少地依赖于教师。比如我们很少质疑老师的权威，也不怀疑标准答案是否有问题。在小学教育阶段，许多学生不自觉地陷入了这种目标依赖模式。当每个人都突破了既定的高考目标时，很多大学生往往觉得很难给自己设定一个正确的目标。因此，我们经常发现许多学生进入大学后的表现与接受初等教育时的表现大相径庭。中国学生很容易被教育中的目标依赖所引导。很多时候，因为厌倦了考试，只掌握了一种解题方法，却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现自我创造力的解题思路。

目标依赖下的创新缺失

当存在目标依赖时，人们会如何选择？人们往往根据设定目标的成本原则进行筛选判断。大学毕业后，有的人选择考研，有的人选择就业。不能给自己设定合适目标的学生，往往会选择一个大多数人都倾向于选择的目标。比如大学毕业生为了降低设定目标的成本，盲目选择考研。我们问过学生为什么要考研，他们的回答更符合我们的推断:因为别人考，我也考。这是目标依赖下的典型决策选择。因为当一个群体有目标依赖的倾向时，就会互相传递，甚至影响下一代。他们越来越缺乏自我意识、自我提炼和自我总结的能力。他们所做的就是为自己选择一个信息收集成本最低的目标。他们会对自己暗示，如果别人都这样做，那一定是合理的。不可能每个人都做出错误的选择。这种选择可以有效降低设定目标的成本，但选择这个目标也可能是一个非常低的回报率。稳态分布不一定是最有效率的，稳态往往意味着因子产量是确定的，即在稳定的系统中很难实现跃迁。当大多数人遭受这种目标依赖时，最有可能的就是群体选择的趋同性。

由此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现代中国人总是缺乏创新？就像著名的学术带头人钱学森提出的“钱学森的教育问题”——为什么中国很难有创新型的大师？这或多或少和目标依赖有关。当人们依赖既定的目标，缺乏创新的动力时，缺乏创新精神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其中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国外大学的很多博士后流动站欢迎中国的博士生继续深造，尤其是在工程领域。他们对中国博士生的一致评价是，中国学生动手能力好，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强。这反映了中国学生的一种思维习惯，即对于既定目标的实现有动力和效率，但对于既定目标的设计和制定相对较差。一般来说，中国留学生到对方博士后流动站，往往会接受对方布置的一个项目或者项目，在有限的时间内就能很好的完成。然而，当谈到中国学生的创新能力时，许多外国大学教授不同意。他们大多认为中国学生在思想创新和目标设计过程中表现相对较差。这两种学习方法的对比反映了思维习惯的长期差异。如果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被目标依赖所束缚，不能有效培养创新思维，更不用说社会上许多不需要创新思维的群体可以有效培养创新精神。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科学发展的今天，提问有时比解决问题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