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情雅士休忘我，无欲清香亦醉人.什么
有情雅士休忘我，无欲清香亦醉人.什么意思
意思是知己难逢，和志趣相投的雅士在一起一起品茶谈论时不要望了我。虽然我们喝的是茶，没有酒的醉人的清香，但知交对饮仍旧让人陶醉。
这是余德泉写的一段关于茶的文字。
余德泉，人名。一位是上海交通大学高级工程师。另一位是中南大学教授，因其长期从事对联理论研究、对联创作等相关工作，并为我国对联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而被称为当代对联学泰斗。
职称：高级工程师
研究方向：CAD/CAM/CAE、材料加工中的人工智能技术、KBE、精冲技术。
余德泉，1969年生，上海交通大学塑性成形工程系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包括：CAD/CAM/CAE、材料加工中的人工智能技术、KBE、精冲技术。曾参加多项国内外科研合作项目。已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对联研究
余德泉是当代公认的对联学泰斗，其理论成果和学术活动多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对联界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主要有五个方面：对联理论研究、对联创作、对联教育、对联组织及对联书法。分述如下：
对联理论研究：余德泉数十年来致力对联学研究，历时弥久，功力浓厚，著述宏富，代表作是《对联纵横谈》、《对联格律·对联谱》、《对联通》三部著作，《对联纵横谈》198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次就印了十万万册。该书对对联的起源，对联的艺术规律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南方日报》评价说：“就对联研究的科学性、系统性、可读性而论，当推余著为嚆矢。”
对联著作
《对联格律·对联谱》1997年由岳麓书社出版。此书首次总结出了作为我国对联格律核心的传统声律规则——马蹄韵，并编制出了我国第一个对联谱，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1998年的南岳全国对联学术研讨会以及此后的评论文章，都肯定此书“揭示了对联与其他文学形式特别是与诗词曲的质的区别”，“使我国对联的创作真正有章可循”，“实补学术界之一大空白”，是对联方面“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在对联界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是一个开拓性的成果”，“一座高大的里程碑”，“是对对联学理论的拓新和对对联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它对我国对联事业的又一次大繁荣，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韵文学会会长、湘潭大学教授羊春秋先生在给岳麓书社的信中，建议有关方面“给此书以重奖”。
《对联通》，1998年列入湖南大学出版社《中华通艺丛书》出版。该书全面讲述了对联基础理论，包括对联史、对联特点、对联格律、对联艺术技巧，以及对联的书写、钤印、张贴等等，是当代可作对联教学教材的权威著作，被誉为“通往对联殿堂的向导”。
莺啼梦晓 是什么意思…
王梓坤,数学家，写于《莺啼梦晓 》本书分卷上与卷下。卷上《科学发现纵横谈、卷下《履尘留迹》以人才培养和科研方法为主题，涉及优生、优育、教育、文化、学文与学理的关系等。
红学主要研究的是什么？
问；红学主要研究的是什么？
它与红楼梦有什么区别？
答：红学主要研究的是《红楼梦》。红楼梦单指小说《红楼梦》；红学指的是《红楼梦》的一切外延。
红学简介
1、红学的由来
红学是研究《红楼梦》及其作者的学问。脂批的作者脂砚斋等人可以说是最早的红学家。所以，自《红楼梦》诞生的那一天起，红学的研究就开始了。“红学”的名称则来源于清代道光年间的一则笑话：松江士人朱昌鼎只喜欢看小说，对《红楼梦》特别着迷。有朋友问朱昌鼎：“你为什么不研究经学？”朱答：“我也研究经学，不过我研究的经学，比别人的少一画三折。”繁体的经字少一画三折就是红字(事见均耀《慈竹居零墨》)。另外，李放的《八旗画录注》里有这样的记载：“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按指《红楼梦》)，自相矜为红学云。”由这些记载，也可看出清代研读《红楼梦》风气之盛。
2、红学的流派及其代表作
二百多年来，红学产生了许多流派，有评点、评论、题咏、索隐、考证等。以考证派代表作、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出现为界，一般又划分为旧红学和新红学。旧红学比较重要的流派是评点派和索隐派。评点派的代表人物是清代的王雪香、张新之和姚燮等人，他们主要采用圈点、加评语等形式，对经过了程伟元、高鹗续补的120回本《红楼梦》进行评点。索隐派盛行于清末民初，主要是用历史上或传闻中的人和事，去比附《红楼梦》中的人物和故事，其代表作有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及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等，至今仍不断有这一类的著作问世。考证派则注重搜集有关《红楼梦》作者家世、生平的史料和对版本的考订，重要著作繁多，除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之外，还有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等等。此外，还有不少红学家从《红楼梦》本身出发，研究它的写作方法、文学特色、思想意义等。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就是运用西方哲学理论对《红楼梦》进行全面评论，在红学研究中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部著作。这里，我们选择提供上述红学重要著作中的几部，以便红学爱好者通过阅读，对它们所代表的流派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3、旧红学、新红学与当代红学
红学是指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它随《红楼梦》的写作和流传而产生，至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两百多年间红学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大致将其分为三个时期：从清代乾嘉年间至1921年以前，称为“旧红学”时期；从1921年“新红学”的出现到1954年为“新红学”时期；从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至今为“当代红学”时期。
旧红学时期中，有的是关于《红楼梦》及其作者的诗歌和纪闻，有的是各种版本上的批注和评论，有的是研究《红楼梦》的专书和专文。总体成就不高，但如敦敏、敦诚等人的诗歌和脂砚斋的某些评点对于了解曹雪芹及其创作有较高的资料价值，而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则是从《红楼梦》本身阐述其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尽管其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但研究的角度是可取的。最没有价值的是索隐派的专著，其代表著作有署名晶三芦月草舍居士的《红楼梦偶谈》、署名悟真道人的《红楼梦索隐》、蔡孑民的《石头记索隐》以及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邓狂言《红楼梦释真》等。
新红学时期的评著，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索隐派的著作，如1925阚铎《红楼梦抉微》、1927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考证》、1934年景梅九《石头记真谛》等，这是第一个研究时期索隐派的继续和恶性发展。但由于新红学的声势很大，故索隐派著作的影响日益缩小。第二类是考证性质的著作，如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和1928年《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1923年俞平伯《红楼梦辨》和1952年《红楼梦研究》、1953年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等，其中以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最早、影响最大，它们的成绩在于对《红楼梦》的作者、版本等问题作了一些有益的考证，对“旧红学”的谬误进行过一些批判，但在考证研究中散布了唯心主义思想观点和实用主义烦琐考证的治学方法，成了1954年批判《红楼梦》研究中唯心论的主要对象。第三类是评论性质的著作，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史的历史的变迁》及其他文章中，对《红楼梦》提出了许多卓越的精辟见解，此外，张天翼的《贾宝玉的出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李辰冬《红楼梦研究》等，都是有成就的著作。
当代红学时期，从1954年《文史哲》9月号发表李希凡、蓝翎二人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其它》和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评〈红楼梦研究〉》开始，对俞平伯二书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直至现在。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号召开展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支持了李、蓝两个“小人物”。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胡适派唯心论的斗争，其影响所及远远超出《红楼梦》研究的范围。这一时期的较有影响的著作有：李希凡、蓝翎《红楼梦评论集》、何其芳《论红楼梦》、周汝昌《曹雪芹》、冯其庸《梦边集》、周绍良《红楼梦研究论集》、刘梦溪《红楼梦新论》、张绵池《红楼十二论》、蒋和森《红楼梦论稿》、白盾《红楼梦新评》、胡文彬、周雷《红学丛谭》、周中明《红楼梦语言艺术》、舒芜《说梦录》、林冠夫《红楼梦纵横谈》、段启明《红楼梦艺术论》、吕启祥《红楼梦论集》、王朝闻《论凤姐》、陈诏、孙逊《红楼梦与金瓶梅》、邓云乡《红楼梦识小录》及《红楼梦导读》等等。如想进一步了解《红楼梦》研究史的情况可阅读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稿》和《续稿》以及韩进廉《红学史稿》。
谈城台每天晚上放什么
城墙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突出于墙外侧的台子，称为墙台，俗称马面。墙台与城墙本身高度相同，其凸出于墙外部分，三面均砌垛口(雉堞)。墙台的功能与敌台差不多，当敌人逼近城墙、准备登城时，城上守兵可凭借墙台从侧面射击来犯之敌。（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教育出版社出版）
雉堞、女墙各是干什么用的
雉堞又称垛口，是城墙顶部筑于外侧的连续凹凸的齿形矮墙，以在反击敌人来犯时，掩护守城士兵之用。有的垛口上部有瞭望孔，用来瞭望来犯之敌，下部有通风孔，用来保护墙体。女墙又叫“睥睨”，指城墙顶上的小墙，建于城墙顶的内侧，一般比垛口低，起护栏作用。有的女墙也设有了望孔。（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教育出版社出版）
长城上的障墙有什么用途
为防止敌人攻上城墙后夺取战台而在城墙上构筑的横隔墙。在战斗中，敌人如登上城墙，不仅可以沿城墙由侧方进攻战台，而且可以用火力侧射战台守兵，战台将陷于敌军、敌火的夹击之中。因而在战台附近的城墙上，构筑一些高约2-3米的横障墙。障墙一端与雉堞墙相接，另端距宇墙约1米，使能容单人通过。障墙上设有射孔，守兵可据以射击。由于战台皆建于制高点上，与战台联接的一段长城，类似登城梯道，倾斜角度较大。如仅筑一二道障墙，起不到掩护敌火的作用。所以在倾斜地段的长城上，根据倾斜度每隔一定距离筑一障墙，使每个障墙射孔均能实施超越射击，而重叠的若干障墙，可遮蔽战台不受敌侧射火力的射击。显然面对这样的结构布局，攻击的敌人要攻入战台是极其困难的。（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长城主墙前面构筑战墙有何意义
战墙多数构筑在长城线上重要部位的主城墙前面40-50米处的有利地形上，有的地方有几道战墙。如西北小张家口—西红山—三司一带就有四道战墙。战墙通常是以砖、石为材料，垒砌而成。它能迫使敌人提前展开，在主城墙前方杀伤敌人，使敌人不能轻易接近主城墙；还可以割裂进攻敌人的战斗队形，有利于大量歼灭进攻的敌人。所谓战墙，也可以说是在敌人易于接近的主城墙前方增筑的一道边墙。战墙的规格根据地势情况而定。在较平坦的地段，构筑得较高、较厚，并在墙上构筑雉堞和宇墙。在较为陡峻的地形上，构筑得矮一些，其高度通常为2.5米。战墙的主要特点，是在整个墙面上构筑可供卧、跪、立三种姿势的射孔，射孔是0.3米见方。这三种射击姿势的三排射孔，呈梅花形交错配置，这就能保障在战墙内侧有更多的守卒参加战斗，同时能保障有高、中、低三种火力杀伤敌人，提高火力的密度，增大杀伤效果。由于守御者在战墙之后，大大减少了伤亡程度。为了守卒在作战中能及时向墙外出击与敌人交战，或包抄敌人的后路，战墙上每隔50-米，预留一个用砖石砌筑的小巷门，或在适当位置将战墙断开，供人员正常进出。战墙断开的结合部，其结构采取前后重叠，重叠的间隙为0.5米，前后战墙重叠的长度为15-20米，在重叠部分的后墙上，每隔3米预留一个射洞，用火力控制结合部的狭缝。从敌方任何角度观察，这种结合部都是处于封闭的。这种建筑技术和作战要求密切配合，为长城防线的积极守御创造了有利条件。（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教育出版社出版）
什么叫烽火台
烽火台又称墩台、烽堠、狼烟墩等，体有圆、方数种，圆者上盖圆屋。烽台由来已久，汉代叫做烽燧，多筑于远距城体之外的高山之巅或平川地高亢之处，俯控交通要地，专作瞭望和之用。有的烽台和长城支脉相连，在建造上多土石合筑，圆形者下大上小，内侧筑有台阶以通上下。烽台外有的加方形围墙设施，《太白阴经》卷五《烽燧台篇第四十六》云明烽燧“下筑羊马城，高下任便，常山三五为准，台高五丈，下阔三丈，上阔一丈”。其尺寸和实际调查情况相符，但因台子多毁，设置情况已不清楚。据记载台上小屋以板为之，上覆下栈，屋上置三灶，台上亦置三所。流火绳三条，举烽烟用。台内备旗、鼓、弩、炮石、垒木、水瓮、乾粮、火钻、火箭、蒿艾、狼粪、牛羊粪等，每烽六人，五人值班，一人传递文书符牒。有的烽台基制和敌台基本相同，一般下部以石为基，有门。上部以砖为台体，中空，周设箭窗，这种烽台可上可下。台顶可以举烽火，或派遣付堠到敌区寻探消息，迂警回报，古北口卧虎山西编29的烽火台，位于山顶，西北和墙体相接，平面为圆形，东西开门，门为圆拱形，门前有高3.8米宽2.1米的墙体，显然是进入烽火台的踏道。门为青砖砌筑，拱券式，高1.8米，宽1.03米，进门后为深2米、宽1米的拱券洞，成直角南拐，有台阶八层可达台顶。台子为圆形，下部用毛石砌起，高8.2米，再上为高1.5米的砖墙，通高9.7米。台顶直径10.2米，周围砖砌高1.5米的短墙，台西南有一宽约1米的门道可通向城墙体，短墙上布满了望孔，今存12个，孔长30厘米、宽20厘米。烽火台往往数个相连，在险要高山之巅，用构成了一个为防御体系服务的联络网。（选自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著《万里长城纵横谈》教育出版社出版）
陶世龙简介
陶世龙简介
陶世龙，1929年4月出生于四川省安岳县。1948年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1951年到北京市团委机关工作，次年参与建立北京地质学院，历任教务处科长、副处长，学报副主编、编审，地质学史研究室主任，图书馆馆长等职。
1949年开始写作普及地质矿物知识的文章，之后，陆续发表科普小品及其它科普作品数百篇，部分结集《揭开大地的秘密》、《地球的画像》和《时间的脚印》出版。被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评为有突出成就的科普作家。
“文革”中因发表讲述太阳黑子的文章，被定为“影射攻击党”的罪名，1979年取消并恢复名誉。1980年参加中国科协科普考察团赴美国考察，此后致力于科普创作事业，主要从事自然科学与中国文化的融合的研究。参与主编了《科普创作》、《科技写作》、《科普创作概论》和《黄河文化》。编辑出版了《中华文化纵横谈》。
什么是西方现代设计流派
现代设计流派纵横谈
设计产生以来，人们无时不刻不在探索新的设计，但在这些过程中，仅有少数人的行为或成果成为“流派”。因为它们首先意识到了社会的发展方向并作出了顺应历史潮流的探索，这样，他们的成果才被人们接受，被历史承认。所以说，设计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代的设计和建筑、绘画、音乐、甚至于人的生活方式都是环环相扣的，新思想无论从哪个方面开始突破，都是代表未来思潮和发展方向的。设计先驱首先应该是思想先锋。
当然，必须性只是一个方面。灵感迸发火花的偶然性常常为必然性开辟道路。
一般来说，东方人重感性而西方人重理性，这也是近代科学都出自西方的原因之一，西方人喜欢用统计、计算、归纳、演绎或综合来分析事理，而中国人偏爱吟诗作赋思维无边联想，以求感性收获。但是，在设计史上，西方即有重理性（例如包豪斯）也有重感性的（例如工艺美术运动）的阶段。
庄子《天地篇》有一故事曰：子贡自南方北返，路遇一农夫，以瓮取水灌田，子贡遂问他“你为何不用桔槔呢？一天可灌溉浇园上百畦，事半功倍，又很省力。”农夫答曰“我并非不知，只是使用机械必有机心，人一有机心，使会失去纯真。”这是中国古代哲学“顺其自然，天人合一”的典型体现。庄子担心人类会失去感性天性而论为机械的附庸，这与莫里斯蔑视和反对机械生产的科技理性的工艺美术运动理论何其相似，他们认为脱离了人的天性思想和手工创造的机器工业生产是不能有出路的，只有使用传统的自然材料。从大自然中汲取营养，才能将人类设计美学发扬光大。
但是，历史的车轮是滚滚向前的，“以瓮取水灌田”虽精神清高，但终究难饱肚子，西方人物文明至上，新技术的出现无疑加速了物质文明的发展。丰富了人类的需要。也逐渐被人接受。新艺术风格出现了，它并不否定工业化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但又是崇尚自然的，新艺术的最典型纹样都是从草木抽象出来的，其理想是向大众提供一种充满现代感的优雅。接受机械化并继承工艺美术运动的某些思想，新艺术终于在欧美遍地开花。
但是，西方人最大的特点就是理性。说到理性，有一个国家不能不提，那就是德国，德国文化对整个西方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在西方文化大厦的结构中如果拆除德国，那么大厦将无法站立。要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德语也会象英语、法语一样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工业设计真正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突破，来自德国。
1907年成立的德国制造联盟开始探索设计与工业的有机结合，穆特修斯和威尔德都在理论上有所发展，联盟设计师贝伦斯更是在实践中将工业与艺术完美结合，成为一代设计先驱。
新技术不断震撼着古典美学的基石，终于在20世纪初诱发美术革命，产生了机器美学以适应世界的飞速发展，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以画笔抨击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信条，崇拜科技并主张基于科技来创造和理解艺术。“春雨欲来风满楼”，设计变革的春雨从哪迸发出来呢？
德国不愧为理性主义的堡垒，20世纪年代德国包豪斯学校引爆了用理性思考取代狂热梦想的设计思想的重磅炸弹。它的冲击波已经震憾了整个地球，更重要的是它冲进了人们的头脑。其理论成就获得一个高规格的称呼：“现代主义”，代表了整个古今时代设计精髓的融汇，“后现代主义”、“有机现代主义”都是以它为参照物的的反义或同义的衍生物。包象斯深奥的抽象美学所体现出来的严峻、简练、少装饰成为一种高审美水准的象征。说到德国，其国民对信念的执着可谓“高处不胜寒，无敌真寂寞”。无论世界设计思潮风云变幻，一日千里，德国理性主义思想总是“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巍然不动”，即使是在高技派、高情感、反设计、交织错落的当今“后工业社会”，理性主义仍在设计风云录上占有一席之地。其典型代表就是德国电器巨擎布劳恩公司，1951年Artur Braun和Erwin Braun兄弟接管了父亲的公司，自从聘请了拉姆斯（Dieter Rams）等年轻设计师成立设计部以来，“秩序、和谐、经济”的设计法则一直沿用到今天，布劳恩不盲从奇异的所谓“时尚设计”，而认为设计的深化应该是有技术根据并是逐渐的。布劳恩的产品售价比同类的日本、香港货高出数倍却仍倍受到欢迎，是因为它给人的是出色的质量和高品位、严谨的艺术象征。
德国式的理性也有德国人试图打破，其中就有“设计怪杰”科拉尼，他的设计造型自由，具有强烈的仿生意味和变化意识。其实，科拉尼本身就是空气动力学专家，他的许多运输工具设计看似怪诞却是有其空气动力学的理论依据的。
现代主义设计是以批量销售的市场为前提的，设计师逐渐意识到从个人主观的艺术感受出发的设计并不能满足大众的需要，为了适应各类消费者的需要，设计师个体的狂热个性逐渐被克制住了，设计演化成一项集体的活动，变成美学、人体工程学、心理学、生理学等科学互相妥协的结晶，这就是理性主义与“无名性”设计。
设计的发展终究跳不出“辩证法”这一如来佛的手掌，否定之否定规律，螺旋上升规律对设计风格的变迁仍是十分贴切的，现代主义的冷漠被人厌倦之后，20世纪50年代以斯堪的纳维亚设计为代表的“有机现代主义”以其非正规化、人情味和轻便、灵活开始兴盛。60年代的“新现代主义”似乎为设计界吹进了新鲜空气，其实也是20~30年代现代主义的换汤不换药地继承发展，它推崇几何形式和机器风格，与现代主义不同的是新现代主义更注重几何形式的抽象美和高品位。当然，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商业办公机构的发展对秩序、冷漠、严肃格调的要求也为它推波助澜。
与新现代齐头并进的还有“高技术风格”。它不仅仅是理性科学的体现，而且在感性的美学理论上大胆地夸张高新技术。高技术派对采用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的高新技术表现出极高的乐观和崇拜。有机现代主义是探索如何使现代主义的冷漠刻板更具情趣和人情味以使其更适于有血有肉的人。而高技派则认为人应该抱着对高新技术无比乐观的态度去适应高新技术及其深远的社会影响。1976年，英国建筑师皮阿诺和罗杰斯的设计的蓬皮杜国家艺术与文化中心震动世界，它不仅坦率地暴露了结构，而且把电梯、水电空调系统的管理都装在幕墙之外，并且涂上鲜明的颜色加以区分，造成一种令人嗔目结舌的视觉感受。当时的高技术风格的家电的技术含量被大大夸张了，面板上控制键和显示仪表密布，看上去象尖端科研使用的专业仪器。高技风格在反传统，纯技术方面走向了“根限主义”。
物极必反，高技风格产生的同时，POP风格闪亮登场。POP以追求形式异化。风格鱼龙混杂，同时强调视幻效果和光怪陆离，讲究趣味恢谐奇异，甚至借用风格牛马不相及的人和物品形状来进行设计，终于走向了形式主义的极端。但是，它们出现又预示着设计史上的狂风暴雨即将来临。
1966年，美国建筑师文丘里出版了《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一书，是后现代主义的战斗檄文。它用“少就是乏味”代替“少就是多”的现代主义名言，它与现代主义绝非一脉相承因而最直观的名称应该叫“反现代主义”。后现代试图用文脉主义、引喻主义、装饰主义来重建被现代主义湮没了历史和传统。
就象理性的包豪斯只可能在德国出现一样，激进的后现代设计组织“孟菲斯”只可能在意大利出现。这正如严谨、高质量、高性能的奔驰房车出生在德国而意大利则是“新奇、刺激、高品味”的法拉利跑车的故乡。激进设计（Radical designs）把理性主义设计观当作发挥个性风格的障碍抛到了九霄云外。自称“反设计”（Anti-Design）。激进的“孟菲斯”的出现虽然与意大利当时的工业现代化程度和经济状况有关，但最重要的还是意大利富有激情的民族特性。意大利拥有世界上最火爆的足球市场,足球及相关产业已占到意大利整个经济馅饼的十分之一，这与意大利球迷乃至整个民族的强烈激情分不开的。60年代开始，激进设计组织开始涌现。但风格不够鲜明，影响不大，尚未形成气候，1976年成立于米兰的阿契米亚画廊又将激进设计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其成员有索特萨斯（Ettore sottsass）曼地尼(Alessandro Mendini) 等，可谓人才济济。但它仅停留在“画廊”的文化活动层次，没有产品设计实践。真正功成名就的是1981年成立的孟菲斯设计集团。它的设计准则是所谓的“Kitch”,kitch是德语词汇，其含义大致指浅薄、新奇、时髦、眩烂等。孟菲斯是从感性的人文角度出发而不是从科学的理性开始设计。无论从材料、形态，色彩上都故意打破常规，以乐观、喧闹的态度直面人生，同时它又不仅象看上去那样天真滑稽，许多孟菲斯作品中暗含着动物、人形的隐喻。设计师的设计不是肤浅随意的，孟菲斯作品常常被试图赋予于某种生命的灵性。
20世纪以来，由于科技的突飞猛进，经济发展一日千里，所以尽管也有人宣扬核恐怖或机器奴役人类的技术悲观主义思潮，但技术乐观主义还明显地占了上风。但是，从60年代起，科技的负效应日益显露，因而又引起人们的关注。1962年，《寂静的春天》出版，描绘了污染使春天的死一般沉寂的景象，深深地震憾了人们的思想。1972年联和国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人类环境宣言》。人们开始意识到正确处理人与科技的关系，保护环境的迫切性。
“高技派”一味炫耀技术的伟大，认为技术是至高无上的，它的缺点逐渐被人们认识，人们开始通过人本思想来正视科技，有的前卫设计师甚至开始批判对科技的盲目乐观态度。于是，所谓的“超高技设计”应运而生，“超高技”是与“高技派”对立的异化物，将技术当作一种符号加以嘲弄和挖苦。伦敦的“独体集团”(one off)的骨干分子隆?阿拉特(Ron Arad)于1980年设计了一套“混凝土音响”将现代高保真电器装置在从废弃工地上捡来的混凝土块上，以颓废的形式来讥讽对高技术的盲目崇拜。“超高技”的技术悲观思想注定了它是短命的。它的作品与生活距离太远，但它的意义不在于它的作品，而在于它的精神为盲从科技的人们敲响了警钟。
同时，在设计风格上，后现代主义“宁可丰盛过度，也不要简单贫乏”理论同样受到了责难，朴素的美学观又在对繁复设计的批评声中开始成长。但是，这一次提倡简洁的设计思潮其实质不象包豪斯那样“非常理性”，其中包含了强烈的感性因素，正如《易经》认为朴素的自贲是复归于平淡，是最高境界的美，平淡素静比华丽繁缛更加崇高。江南才子郑板桥有诗云“一两三枝竹竿，四五六片竹叶，自然疏疏落落，何必重重叠叠”。体现了“少就是多”，“少能胜多”的高雅审美价值观。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极少主义（Minimalism）从近乎混沌的众多流派中脱颖而出，它较之现代主义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感性精神追求，它不仅是一种设计风格，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物质享受为中心的价值观被抛弃了，物欲被淡化了。极少主义追求清心寡欲以换取精神上的高雅与富足。这种思想与靠消费支撑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是格格不入的。“节约是美德”仅出现在战后经济复苏期。然后以“消费是美德”振兴经济。在产品大量积压，经济停滞时期，有人甚至提出“浪费是美德”。实际上，极少主义是一种极端的形式主义，崇拜“干净利落”到了不惜代价的程度，比如说室内设计没有门框，没有踢脚线和地板，一切必要的细部均毫不留情地“枪毙”。这样的极端思想反而大大增加了施工难度以及对高性能材料的要求，变成一种“浪费”。极少主义的思想家有英国的波森和赫斯特等。毕竟，极少主义思想过于“超凡脱俗。”响应者为数甚微。
无独有偶，以迈克?格雷夫斯（Michacl Graves）和迈耶（R?Meier）为代表的“白色派”（The whiter）也是这种思潮的代言人。但它以极少的直线语言来表现丰富的空间形式。它与“兼收并蓄”的后现代主义仍是水火不相容。工业设计产生以来不变的话题“简洁美”又有了一个新的诠释。
在设计形式，设计风格上，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没有哪一种流派能够一统天下，也没有什么权威去剥夺某些流派存在的权力。理性与感性是天平的两端，它们谁也不能压倒谁而趋向于某种平衡。最近出现在汽车设计上的“新锋锐”风格就将符合空气动力学的流线型与刚挺有力度的“硬线条”结合在一起。实现了感性认识、理性推理的协谐。成为造型设计形式的新引导趋势。总之，当今时代多元化的形式之间只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高科技”转化为“高情感”，“改造自然”转变为“适应自然”才是未来设计的主题。
参考书目: 何人可 <>
1995~1999年 <>
王受之 <>
(美)汤姆沃尔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