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际接轨到底啥意思
与国际接轨到底啥意思？
应从思想上正确认识这两部条例的出台，它对我们今后的行动起着约束作用。在中国直销业立法的前期，媒体、直销行业圈内人士都或多或少地接触了大量的信息。应该说，《直销管理条例》是中国直销业最关键的条例之一。在这部条例的前期制定过程中，相当多的人还是抱着利多的心态。当条例最后成文时，一下又成了一种利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也是我要谈到的话题。从利多突然间转向利空，从根本上说，还是认识的角度问题。所以，面对这样一个条例的出台，我们更多的应该从自身的角度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利空抱怨，利好乐观这样的两极分化思想都不可取。无论是利多还是利空都是不平衡的心态。直销行业人士一定要根据自身实际，从正面来冷静看待，以便对今后的行动有更准确的定位。
□从经营者来说，任何经营活动都要思路放开、眼光放长，把握相关政策和趋势。在利好的情况下，既要保持清醒，也不要太过于乐观。在利空的情况下，不要轻易放弃，也不要过于悲观，要两者兼而有之。
□政策力图一开始就把这种大利分担，把风险分散，所以这是个特殊行业。
□由商务部来发放直销经营许可证考虑的是什么因素？第一是公共安全；第二是社会公共利益；第三才是直销业的发展需要。
□《直销管理条例》的施行有利多因素：第一，至少把直销这种经营方式，提到一定的高度来关注。 第二，《直销管理条例》从技术上界定了直销的管理方式。
□要让直销业放开，一定要考虑如何发挥它的真正功能。
专家简介：孙选中，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直销立法过程中参加过诸多重要研讨会的参与者。
■本报记者 王海坤
日前，在中国直销业的一个权威论坛上，中国直销立法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孙选中就最近直销业的“两个条例”做了细致的司法解读，并针对条例中的重点和难点进行了分析。本报记者对谈话录音整理如下：
我想先声明一点，我的发言仅代表个人观点，既不代表官方也不代表中国政法大学。主要是从个人的角度，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理解，谈自己的一些观点。
首先，应从思想上正确认识这两部条例的出台，它对我们今后的行动起着约束作用。在中国直销业立法的前期，媒体、直销行业圈内人士都或多或少地接触了大量的信息。应该说，《直销管理条例》是中国直销业最关键的条例之一。在这部条例的前期制定过程中，相当多的人还是抱着利多的心态。当条例最后成文时，一下又成了一种利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也是我要谈到的话题。从利多突然间转向利空，从根本上说，还是认识的角度问题。所以，面对这样一个条例的出台，我们更多的应该从自身的角度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利空抱怨，利好乐观这样的两极分化思想都不可取。无论是利多还是利空都是不平衡的心态。直销行业人士一定要根据自身实际，从正面来冷静看待，以便对今后的行动有更准确的定位。
下面，我主要讲六个问题：
把握国际、国内两大背景
任何行为一定要在大背景下做选择，一定要看清大势、大背景。这样可减少盲目和短视行为。从大的背景来看，中国《直销管理条例》的颁布是符合世界大势走向的。在当前，我们要看到有两个符合，即符合世界的大背景和中国的大背景。
首先，从世界的大背景看，就是要从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的角度来看待此次中国《直销管理条例》的出台。
从国际化的角度看，中国已经与世界接轨，特别是加入WTO后，可以说既无国内也无国外市场之分，我们的经营过程已经是一个典型的国际化竞争。目前，很多市场都已开放，包括流通领域，及直销行业，已无内资外资之分。只要是放开的领域，中国人能做，外国人也能做。这就是说，我们任何的选择和思考都必须放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目前，包括我们使用的产品都不能单一的鉴定是哪个国家的，因为生产的流水线过程，从原料配置到制作工艺，已是国际化过程。
从市场化的角度看，市场化对中国人是一个新鲜的名词，从1992年，中国正式确定要搞市场化，人们才开始逐渐熟悉这一名词。但从整个中国的发展来看，中国的市场化还要有一个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还带有虚夸的成分。但是我们又已经和国际接轨了，而国际上的许多经营活动又都是按市场化来运作的。所以，从国际背景来看，市场化是必然。可以说，若不是搞市场化，若不是中国加入WTO，直销行业的开放还不能这么快。所以，既然整个世界是个市场化的趋势，我们的经济体制也是走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我们国家也理应与国际接轨走市场化的道路。
从信息化的角度看，所谓“信息化”就是借助各种信息化手段。信息化快速发展，加快了国际化和市场化的进程。我们现在也看到，信息渠道越来越多。过去，市场相对封闭，信息存在一定程度的阻隔。而在信息畅通的背景下，大家会获得相关的资源，市场信息化的过程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很多机会，同时又降低了行为选择的风险。
在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直销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很普遍、很流行、很受欢迎的一种营销方式。简单地说，它是一种与国际接轨的、流通领域的一种经营方式。所以，直销和国际化也有内在的必然联系。要想与国际接轨，营销方式、流通方式就得与国际接轨。直销在市场经营中确实是众多经营方式不可比拟的。因为它是消费者和销售者直接见面的一种营销方式。我们说营销方式里有几种方式，但对影响消费者的营销方式在社会学里叫直接群体。购买行为可能是由于广告或别的渠道产生的，但营销过程中，影响消费者最大的还是直接消费。从这点来说，直销对购买和交易来说是种很有效的方式。所以从市场发展的角度来看，企业做直销，消费者选择直销是一种必然。另外，从信息化的角度来看，人们现在选择产品已经不是购买产品的本身，而是通过广告等各种信息渠道来选择产品，也就是说，他在购买过程中，花了一些钱来买这些信息。那么，在市场交易中，谁能够提供更多更直接的市场信息呢？理论上，直销能提供全面、直接的信息。所以，从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的角度来说，直销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是吻合的。
其次，来看看中国的背景。我们得站在客观的立场，抱着平和的心态，冷静判断。中国的整个大背景是追求发展，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我们要注意，中国所制定的很多政策与方针都是必须与国家领导人的思路相吻合的，一定会建立在基本方针和我们选择的模式这个基础上。如果说中国的政策是“稳定发展，改革开放”这八个字。我们不能小看这一方针，它会影响到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另外，对于中国选择的经济模式——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中国特色这一点，是有市场弹性的，只要符合中国的就是可行的。时代已在改变，再用过去的价值观来看待是不行的，所以企业家必须用企业文化来建设企业。因为在温饱问题解决后，人们关注的不再是钱，员工关注的是开阔视野和人性关怀，要用感情和事业来留人。
从经营者来说，任何经营活动都要思路放开、眼光放长，把握相关政策和趋势。在利好的情况下，既要保持清醒，也不要太过于乐观。在利空的情况下，不要轻易放弃，也不要过于悲观，要两者兼而有之。
直销业是个高利润、高风险的行业
为什么这个《条例》会引起这么多人关注？也引起这么大争议？那是因为直销这个行业的特殊性。从经营的角度来说，在直销这个行业中，既有赢取更多利益的机会，也存在极大的风险。也就是说风险和利益是对称的。你能获取暴利你也会面临极大的风险，而这种既有大利又有大风险的行业必将会引起人们关注。因为，既有大利也有大风险就说明这个行业存在着某种机会，只是这种风险和利益怎么使它平衡。
对于直销业，既有风险也有暴利，很多人跃跃欲试。但目前的情况还不能过于乐观，因为在政策选择和取向方面所采取的对策是要亚于利益机会的，是要分担经营风险的。这可能和我们前几年或前十几年直销发展的几起几落有一定的关系。有人会以为，直销这种经营方式利益与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对称的。好像利益被部分人享有，而风险转嫁给了大部分人。当然，这其中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也包括管理、监管方面的原因。正因为有这个历史过程，在做出选择的时候应很慎重。实际上，对直销热衷的人都希望风险和利益是对称的。有风险不怕，只要能有机会获取利益就行。但现在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是直销前十几年的发展来看，利益和风险似乎是脱节的。所以，就使得新条例在怎么控制暴利、如何分担风险方面做出了新的讨论和研究。事实上，当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都会出现这种特殊的既有大利又有大风险的领域和产业。而每当这种产业或领域出现的时候，都会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中国已经经历了很多次这样的过程，比如证券、期货、股票市场的出现。所以，这也是国家制定政策时所考虑的，政策力图一开始就把这种大利分担，把风险分散，所以这是个特殊行业。
中国放开直销市场的基本思路
新出台的《直销管理条例》就是在调节人们在社会中的一种关系。在直销的关系调整中，大家要注意有四个因素：首先是用户和企业，因为企业和用户是通过市场直接产生了交易，并且选择了直销这种特殊的交易方式。但由于直销这种经营方式在立法过程中要加入两个协调因素，一个是市场机制，一个是政府监管。所以，在我看来，虽然直销是用户和企业之间的交易关系，但同时与市场机制、政府监管也有关系。那么在这四个因素中如何确定、调整四者之间的关系就要采用市场规则来达成企业和用户之间的交易关系。政府监管是要在一定程度上去影响、限制市场交易的不良行为。这有个前提，中国的经济虽然选择了市场化，但它有很多定语前缀，正是这些定语，你可以不把它当作重点，但在关键时候，这种定语就起作用了。所以，我们对直销这个大风险、大利益的行业做选择的时候，这些定语就起作用了。因此，完全用国际化的惯例来看直销，大家就可以很清楚我们出台的条例是否符合国际化惯例。它是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背景下做的直销，是有中国特色的直销。因此，大家可以注意到，由商务部来发放直销经营许可证考虑的是什么因素？第一是公共安全；第二是社会公共利益；第三才是直销业的发展需要。也就是说，在这个条例里，对直销牌照的发放从政策倾向来看，把国家安全放在了首位，把社会公共利益放在第二位，把直销业的发展需要放在了第三位。这样一来，按我们的理解，这个直销行业已经不成为直销了。而按理说，对于经营方式，要考虑的应该是这种经营方式是否能产生效益，一种有效的经营方式能够整合、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资源的价值。既然选择这种经营方式，就应该把这种经营方式的出发点放在第一位，应该让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而目前的这个条例就做出了这个限定，把国家安全放在了首位，把社会公共利益放在第二位，然后才是直销业的发展。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正是有些人把它看为利空的原因，所以有所偏差。所以，从大背景来说，我们要冷静看待，这个立法的政策和思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要考虑两点：一个是门槛高；另一个是开放有限。也就是说，这个市场必须是有限度、有节制地开发的，而且是以高门槛、高节制开发来进行注册和选择，从价值取向、政策取向来选择。
从调节立法关系的角度看，出现这种条例。理论上，和国家的政策、当前的背景相吻合。但不能接受的是，它似乎和国际背景不同，与国际惯例出现了冲突。这也是中国在当前背景下做出的一种选择，所以，可能就是这两者出现了冲突。到底是用国际来评价，还是用中国特色的标准来评价？我个人认为，既不要盲目利多、也不要盲目利空。
《直销管理条例》有利多因素
《直销管理条例》的施行有没有积极的作用？是否有利多的因素？我认为在这个《条例》里还是有利多因素的。第一，至少把直销这种经营方式，提到一定的高度来关注。也就是说直销业在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上将成为一种重要的经营方式，而且已经引起了中国高层决策者的高度重视。同时，直销是一种很有效的经营方式，已经引来各方人士出谋划策，思索中国直销业未来的发展。中国《直销管理条例》实施表明，我们已经可以做直销了。中国直销市场的放开，也表明我们放开流通领域这一承诺。中国既然选择加入WTO，那WTO对我国的改革有很多的冲击和深化改革的要求，WTO对中国是有很多苛刻的条件的，中国既然敢选择敢进入WTO就说明中国与国际接轨的决心还是很大的。因此，我们要逐步放开直销业，使直销成为一种在规范经营前提下的经营方式，这一点总比把直销放在过去不规范，不是高素质的人所从事的行业情况要好。至少在这点上是一种积极的作用，也是一种利好。在我们决策者的意识中，已经认可了直销这种营销方式，这一点我认为是很大的利好，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和高层对话，有了对话的机会就有利于行业的发展。
第二，从我个人看来，《直销管理条例》从技术上界定了直销的管理方式。特别是直销员的管理，确定了直销员的退出机制，不以高额入门费和购买大额产品为门槛。巨额风险出现就意味着巨额的投入。所谓传销，许多人进去后就出不来，越走越出不来，他们就会到有关部门吵闹，结果仍然吵不出什么结果，所以最终选择社会难以接受的方式。有了退出机制后，我们曾经看到的一幕幕不愿出现的现象就会减少，引导中国的直销业向更深层次发展。降低了直销员的风险，就会降低社会风险。
目前，中国的直销有的是非直销、非经济领域的。营销的渠道有多种，直销也有渗透性，它的经营方式是一对一渗入到每个用户。直销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互动性。中国真的要随世界市场化的发展，除了考虑中国特色还要考虑与国际接轨。中国的直销偏重的是直销以外的参数，当然，考虑直销以外的因素，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什么时候、什么背景更多层面考虑直销的背景因素。要让直销放开，一定要考虑如何发挥它的真正功能，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政府监管和市场机制的平衡
政府监管和市场机制之间平台的确立是另一个值得探讨和考虑的。既然中国选择了市场化，那就是承认这种市场机制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有积极作用。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怎么互动，怎么取得一种相对的平衡？如果政府的相对机制和管理过重，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市场的发展，所以，目前国家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在很多领域都来调整这种关系。在直销的领域，也同样存在这样的误解，怎么加大直销对整个市场运行和对它的一种执行。如果加大市场对它的影响和制约，就意味着是否选择直销是企业经营的一大战略。如果做不好，自然被淘汰。但今天，这个问题确实难以达到理想的平衡。因为这方面的机制还没建立起来。要使中国市场正常发展必须考虑这个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切都涉及到市场的机制和监管的平衡。直销应该交给市场来做，政府来监管。就目前的状况来说，可能我们在直销市场机制用的少，而更多的是来自于政府的控制。
还有一个问题，政府监控在特定的背景下可以有所加强，但是监管的能力问题是值得考虑的。怎么去监管？哪些该管？哪些该强都是值得商榷的。
单层或多层报酬的确定
还有一个最敏感的问题是报酬的单层还是多层。《直销管理条例》很明确规定就是单层，直销员直接销售，不允许出现所谓的下线。这种直接销售一方面是便于监管，另一方面能控制力度。《直销管理条例》减低发展下线和减少所谓的拉人头等等大家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实际上，只要我们设立了退出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缓解这种过去所不愿看到的现象，缓解有些隐形的风险。所以，在直销的过程中，要体现他的功能和渗透性。只要设立了退出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就缓解了他的风险，直销的经营魅力和功能正在于渗透。但怎么来降低直销渗透的功能和风险？这也是令政府头疼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只要设立了退出机制，就有可能从某种程度上缓解它的风险。直销经营的内容和功能也许正在进行着渗透，假设不让它渗透就失去了它某方面的功能。这关键就是要直接减低它给社会带来的不安定，给个人带来的风险。要积极的想办法，既要发挥直销的真正功能，又要降低它的负面功能。仅靠取消和控制，在短期可能会出现因为强制性，没有商量的余地而暂时没有安全隐患。但是从长远看来，是不行的。直销有这样独特的功效，我也相信直销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影响决策人的观念，势必会引起高层决策者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个问题做出观念的解释。
另外，报酬问题与多层次相关的问题，也涉及直销对直销人是否有一个积极作用的问题，也是能否发挥直销渗透市场功能的问题。这应在条例实施的具体过程中做出解释。
总的来看，条例所透露的信息是设立较高的门槛：信誉门槛——5年经历不能有违规行为；经济门槛——也即资金门槛一亿。在去年厦门会议时提出，企业要对自荐的行为勇于承担责任，所以增加了一个信誉门槛。企业的信誉和品牌对是否选择直销要自行承担责任，因为我相信一个企业要想做直销是会珍惜它的信誉和品牌的。因为在销售的过程中，销售员和消费者之间是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购物者往往就以品牌做保证。所以，好的直销企业就会珍视他的信誉。从条例来看，高门槛对中国目前的发展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一方面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运行，另外就是看能否培育这个市场。
另外，当前还是本着立法的基本出发点来考虑是有限制的直销，这个限度就包括直销许可证发放的限制；包括直销的层次和有限度的控制；包括报酬拨付的控制。现在，我也知道，方方面面对这个直销条例有很多的看法和建议，目前甚至有一个政府高端的讨论。因为大家认为这个条例有待商榷的地方。所以，大家不能一下子认为它又转为利空了，要注意，一个国家、一个决策者还是希望这个国家发展，希望这个国家富裕。但是由于它特定的背景，特定的历史，他不得不考虑整个关系的平衡。从专家的角度来说，直销的立法还是有商榷的余地的。但是当上面还在商榷的时候，下面的人就使商榷的基础没有了，那就比较难了。所以，要抱着冷静的心态看问题。一个有作为有经营智慧的经营者，就是在大家看不到机会的时候，他能发现机会；他能把大家认为最大风险的时候化险为夷。依我看，既然有这个大势走向在这里，我们就应该能借势，这正是对我们的挑战。如果大家都认为是机会的时候反而就有问题了。我不希望中国的直销在刚开始的时候就被决策层介入和关注，失去了商榷的机会。所以，做直销的企业要从长计议，短期的困难会有，但从长远的发展，机会会大于风险。短期而言，我相信通过大家共同来培育这个市场对大家都有好处。大家都愿意在这样一个有生命力的市场各得其所。政府也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所以，直销对中国整个市场经济的开放都是有作用的。而且直销的整个立法还是会有一些过程。但我相信，既然直销是一种有特殊经营功能的经营方式，从国家、从学者的角度来说都是十分欢迎的，因为他毕竟是在中国的一种新鲜的事物。毕竟中国还是有很多大智慧的人，我相信会想出很多的好方法。
从我个人而言，关键还是在于大家以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观点来看问题。这是我们所要探讨的。
接轨和国际接轨是什么意思？
接轨就是说大众化,国际接轨就是说国际化
什么叫中国国情?什么叫与国际接轨
大概“与国际接轨”和“中国国情”这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特有的两个出现在媒体上最频繁的词汇也是官方最常用和最爱用的词汇，而老百姓听到它们时候确实胆战心惊了，因为知道要他们有接什么“鬼”，面临什么“情”了。伴随改革特别是“入世”谈判出现的所谓“国际接轨”，其实就是做事情合乎规则，合乎世界的规则。这是我们要融入世界民族之林的一种处世的态度，这是无可厚非的，也是表明我们放弃曾经想要推广到世界上的那套行不通的为人处世的准则，而接受至少我们对的普世准则的中那些还那些对我们有益的部分。而所谓“中国国情”说穿了就是我们要认识自己优劣势。
现在的问题是这里的国际是哪个国际？不言而喻是西方主导下的世界规则，而不是什么其它国家主导下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不承认这个前提，去空谈与国际接轨要么无知要么是愚民。接下来的就是准备接什么轨？西方主导下的世界有很多规则，就其对本国而言经济上有贸易公平原则，有反对垄断的法规，有自由进入的无审批的规定等；在劳资关系上有集体工资制度和行业工资体系；在公共管理上公权的边界被严格限定，这是一种“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的敬畏的态度；在公共事务中人人有参与的量化的平等的权力，那怕是最弱的声音也不能被淹没至少有那亿万分之一推动他认为的真理的天平向他这边倾斜的力量。这是所谓的国际规则的精髓。除此之外都是国际规则的糟粕，是西方规则中对外不公平的体现如美国的贸易博尔顿法等。我们现在与国际接轨的都是如何让人们接受规则履行义务，将国际社会中的经济方面的价格形成的市场机制引进来了，美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与此对应的反对垄断反对市场进入审批和反对歧视的法律并没有建立，所以那些貌似市场经济的产物如中石油中石化高速公路的经营就是价格的制定者，消费者的钱袋子只能是他们的囊中之物——随他们任意取之。一定的经济要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经过这么多年，中国还没有颁布反垄断法。面对这种经济环境今年的经济形势嫣然不困难？这些都是没有看到或者看到了也是抱着侥幸以为自己的选择性的接轨国人不晓的心态下，向国人看灌输所谓竞争的自由是国际潮流，殊不知这种潮流的基础是上层建筑的接轨——人们接受规则中在履行义务时候应该得到的权力。否则人们就用脚投票。这是我们当下有权力的寻求权力寻租和没有权力的寻求权力租赁的公权力和私利益双方买卖市场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这是我们面临的这种官不正，民不义和法不正的说“中不是中”，和说“洋不是洋”的上下一片茫然的处境的原因。
再则纠结的是什么是中国国情？我们有上下五千年，是停留在尧、舜、禹的时期，还是赢政时期，还是晚晴年间，这些中哪段是我们现在要的国情？我们有纵横万里的疆土，它们中有精耕细作的江南水乡，也有广袤的戈壁荒原，这些中哪块是我们要考虑的国情？我们有超世界一流的国家歌剧院，但还有带着椅子上义务教育的校舍，这些中哪个是中国可以看到的国情？我们有手握无限权力的公职人员，也有为捍卫自己的房屋不被强拆的无任何权力包括这种那怕是他想对他的这种权力仅仅行驶表达的权力的弱势群体，这两类人中哪些是中国真实的国情？我们有大量没有享受到任何实质意义的医疗保险的人员，但同时又建了极昂贵公费医疗保障体系，处于前者的是一旦得病的时候则是生不如死，而享受后者的即使七老八十的时候得了不治之症也可以是夜夜笙歌，这些中哪些是中国要继续的国情？我们的基尼系数即使城乡分开算也在0.73以上，这些中那些是中国可以为继的国情？我们一边是具有八千万之众号称是没有自己的私利的要建立人类终极的大同社会的具有崇高情操的一群精英，同时我们还还迟迟不能看到他们建立收入与财产申报等制度这种透明的公务员法，这些中哪些是中国真实的国情？我看就是神仙也答不出究竟什么是中国的国情！硬要牵强附会地说这是中国国情，那是中国国情，这是典型的唯心观，是实用主义的庸俗的表现，这导致了社会没有共同的语言沟通他们的想法乃至思想，这是我们没有的共同的价值观的即普世的价值观的形成的根源。
因为社会百态，人心叵测和世事难料，如果每个人对每个阶段每个所处都因人因事解释国际规则和中国国情，那有什么理由让人们相信你的解释是权威的。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并让这种价值观融入世界浩浩荡荡的潮流中去。这就是不言而喻的经得起时间推移和地域差异为世界和国人接受价值观，这才是真正的与国际接轨和中国国情。舍此都是见利忘义的接轨和要回到辛亥年前的国情。
与国际接轨是什么意思？比如“生活水平与国际接轨”。希望有通俗易懂的答案。谢谢。
就是说人们觉得自己的某些方面不比一般的国际方向，想要尽量的接近并与之一样
国际接轨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把我国的铁轨和外国连在一起啊？
你可以这么理解
汽油价格和国际接轨到底是什么意思
国际接轨意思是接到其他国家的最高油价 中国的税太多太高了 税都打到油价里让老百姓承担 美国的税都是国家自己支付
什么都讲与国际接轨，为什么这参加过战争的退伍军人就不与世界接轨呢？人家的战退伍军人生活待遇那么高。
孩子你还小，世界很残酷，中国更杯具，退伍军人的待遇低那是他没级别、没关系！
要说与国际接轨那中国的很多做法就更可笑了，比如说银行收费，中国周边15国（现在14国），只有巴基斯坦这个中国老二有各种取款费、手续费，其他国都是没有或很少，中国共产党就是一帮“黄老爷”。
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别
广播电视机构管理体系的重新设计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事业法人实体,在管理体系上基本上还是行政管理,其领导也是行政任命的。角色的多重性和权力的被赋予性,使大多数人都遵循政治上求稳,经济上大胆的原则进行管理。中国广播电视机构的设置和管理基本上是“阶梯式管理结构”,这种结构层级分明,机构庞大,内部交易繁杂,行政成本高。从世界成功的广播电视媒体集团的管理体系来看,大多数实行的是“一元化向心管理结构”,这种结构突出媒体单位中总经理的领导作用,实行一元化领导,各个部门直接对总经理负责。克服了“阶梯式管理结构”各个部门独立、利益分散、协调困难等弊病,更能集中优势,统一调度,统筹管理,资源共享,把产业资源和经营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从而更好地打造集团品牌。中国广播电视集团应该尽快向这种管理体系转变,集约人力、物力,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这几年,广播电视机构的人事制度也做了不少改革,比如南京广播电视总台在改革中将人事的静态管理改为动态管理,实行全员竞聘。这些措施对提高员工的竞争力,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无疑有着深刻的意义。但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广播电视集团在人事管理上依然存在着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国际化传媒集团成功的法宝是将各种创造性人才与几乎所有可能的销售途径联合起来,产生协同增效的功能。默多克旗下的纽约电视台,总共450名雇员,年营业额达到1.5亿美元。与国外的媒介机构相比,我国广播电视机构的人员臃肿而产值不成比例。说到底,广播电视媒体哪一天在人事制度上真正与国际接轨了,媒体的产业化就真正开始了。二是人员身份复杂。一个媒介集团内部有各种身份的人,其他行业普遍推行的全员聘任制在广播电视台生出了新的内容,“台聘”、“部聘”、“组聘”确立了不同人员拥有的不同权利。广播电视机构人员的复杂身份直接造成了节目制作主体的身份认同危机与角色冲突。一方面,他们将自己视为负有一定的社会启蒙和社会关怀义务的精英;另一方面,他们的这种精英地位又是来自资源的临时性占有,这种占有又是基于领导的肯定,是赋予型的,在实际的工作中,他们又不得不屈从于市场逻辑和官方意志,生存的危机,又使他们很容易将自己等同于无权势的普通百姓。这种尴尬的双重身份既影响了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同时也可能直接反映到节目文本之中。不同人事关系的人在一个群体中工作,所付出的劳动和所得到的报酬不成比例,人员的积极性不可能充分调动起来。有的台采用一年一聘,虽然体现了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原则,似乎与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相一致,但媒介产业实际上也是一种工业,需要各个岗位的熟练工,如果人员聘用周期过短,不仅付出人力培养的成本,也必然使从业者产生短期投机心理,根本不可能形成企业的归属感。
目前中国广播电视媒体的复杂的人事制度,已造成了体制内与体制外人员的紧张关系,前者事实上掌握着对后者的领导权,不仅意味着经济控制权,还包括节目制作的相对自主权,从各个层面影响了体制外人员创作的积极性,不利于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默多克的一名顾问欧文·斯特尔泽在一次会议上曾经指出,员工的归属感实际上是新闻集团文化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他认为:“几乎公司里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看做是冒险家和先驱,认为自己能对竞争对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认为自己身处一个非常自由的雄心勃勃的、不断进取的组织当中。”传媒企业的文化和归属感对激发人才的创造力和责任感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广播电视行业的管理基本上是粗放型的,从总体上看,是靠资源垄断性占有维系着行业的相对高收入,内部的相对差距,也仍然是靠相对的资历或资源优势形成的。在分配体制上,各色人等区别对待,区别的标准并不是能力而是身份。就江苏电视界来看,人事管理上的问题还是相对突出的。人员的聘用期比较短,人员流动性非常大。人员组成上以上世纪90年代后的毕业生为主,学历层次以本科为主,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集团)现有员工3000余人,其中硕士研究生以上仅占员工总数的5%。高水平的电视内容制作的产业人才贮备尚不够。竞争深处是文化,文化根本在人才素质。市场是靠人去做的,市场本身的机制和人才为市场服务这是一车两轮。实际上,广播电视集团的人员聘期应适当延长,可以采取3—5年一聘的方法;也可以像有些企业一样,如果连续被聘用几轮,则可以成为终身员工。这样在动态中求稳定的人事管理方法可能更有利于媒介业的生产和再生产。
在财务制度上,中国的广播电视集团基本上是自己独立核算。而国外的媒介业已经开始将财务管理系统委托给外部公司进行管理,如BBC自1997年开始就将财务管理系统委托给美国的EDS和英国的会计事务公司共同设立的“媒介会计服务”新公司,专业化管理使得媒体整体效率提高,节日制作的资金来源更加透明化。在这方面,中国的媒介业也应尽快与国际接轨。
总之,中国广播电视体制的改革模式需要探索,要充分认识到与国际接轨的必要性和电视技术的迅速增长给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带来的压力。中国广播电视体制的改革是一种具有实践价值的全方位的改革,应引起业内业外的共同关注。中国的经济腾飞了,文化更需要腾飞!
中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的几个关键问题
沈国芳
摘要:体制为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框架。体制选择得当,直接影响到广播电视业的发展,当一定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变化时,体制的改革就成为广播电视业发展的关键。选择与国际接轨的广播电视体制模式,建构高水平的广播电视产业市场体系,建立配套的广播电视业管理制度,是中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的三个关键问题。
关键词:中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关键问题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体制(system),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在机构设置、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制度、形式的总称。广播电视体制是按照一定的社会原则而设立的由广播电视所有权、经营权以及管理权等方面所构成的规范体系。体制为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框架。体制选择是否得当,直接影响到广播电视业的发展,当一定的社会生态环境发生变化时,体制的改革就成为广播电视业发展的关键。“所有制是我们理解新闻内容的重要因素,并且也是透过内容理解传媒舆论力量的重要因素。”中国广播电视体制改革正处于一个关键的选择时期,下述几个关键问题应该引起决策者和业界的关注。
一、选择与国际接轨的广播电视体制模式
一个世纪以来,由于各个国家提供给广播电视发展的生态环境不同,各个国家在广播电视的发展中选择了不同的体制模式。“现在世界广播电视的体制大致粗分为三种:私营商业制、公共服务制、公共国有制。”我国传统的广播电视体制属于公共国有制,即广播电视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经费全部或大部分来自政府拨款,由执政党和政府来领导并任命广播电视机构的领导人以及规定其工作任务。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和执政党对广播电视机构有绝对的控制权,确保机构的业务活动符合国家的政策和宣传的需要,这在凝聚人心、统一思想等方面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因为政府对广播电视机构的干预较多,管理目标单一,管理方式粗放,节目样态单调,缺乏活力和竞争机制,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态势下,体制上的弊病日益显现,如果不改革,与世界传媒的距离将越来越大。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根据发展状况,我国确立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观,在经济领域逐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在文化领域也进行着相应的改革。中共中央[1983]37号文件就明确规定:“应采取措施,广辟财源,增加收入——各级广播电视机构的服务公司或服务部,要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1988年10月,《全国广播电视厅局长会议纪要》重申了以上规定,并指出:“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要主动为各界提供方便,开辟集资合办节目,有偿服务等合作渠道”;1987年,国家科委首次将广播电视事业纳入到“信息商品化产业序列”。这些政策和观念的改革,使人们对广播电视属性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在这种政策和理念的引导下,我国传统的广播电视体制开始发生了变化,逐步引入了有限的商业运作机制。走出有限的商业运作第一步,无疑对提高我国广播电视业的竞争意识、自立意识大有裨益。但是,这种改革说到底只是有限地改变了完全行政化的运营,使广播电视业增加了自身开辟财源的道路,与国际传媒改革的进程还是不相适应。为了尽快与国际接轨,我国在广播电视体制方面又进行了再一次调整,相继试点成立了14个广电集团,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实行政事分开,部分频道和部分内容实行商业化运营,向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在节目制作模式上实行制播分离,在人事制度上实行与市场相衔接的聘任制。但这些改革尚处于探索阶段,外部和内部资源并没有得到有效整合,地方壁垒、区域壁垒依然存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经营机制并没有真正形成,相对国外的广播电视业,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下。随着全球市场经济波澜壮阔地发展和渗透,跨国传媒集团的扩张,加深了各国传播的全球化程度,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后,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广播电视产业的高速发展,各国政府纷纷放松对广播电视产业的管制,削减对公共广播电视机构包括财政拨款在内的支持,刺激广播电视业的多元化发展。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的媒体在经过一段自由发展时期后,最终以“符合自身国情的‘国家部分所有公共服务体制’的新型管理形式出现”俄罗斯的国家部分所有公共服务体制的特点是国家政府的管理团队不进入广播电视机构,而以国家资本进入广播电视,并以广播电视最大股东身份出现,这种体制“不但可以减少俄罗斯的金融寡头垄断媒体干涉国家政府政策制定的机会,而且会使得广播电视公司的机构管理与资本累积形成两股相互监督、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而国家也不会对媒体的盈利与亏损担负过多的责任。”加拿大的广播电视体制是公私营并重,公共广播电视网和私营广播电视网并行不悖,各自承担自身的功能。CBC国家电视台是拥有公共基金支持的国家电视网,每年的经费大约有5亿加元,从1936年开始,它借鉴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体制模式,实行公营。如今,加拿大广播公司仍然是加拿大最大的广播电视公司,有国家基金强大的支持,但日益成长的私营电视公司(如CTV和TVA)已经拥有足够的实力与之抗衡,因此,不得不进行改革。澳大利亚从1953开始,“门森斯政府决定采用‘双重’或‘混合’电视体制。这种体制将美国(商业化为主)和英国(国有化)两种广播电视体制的优点兼收并蓄,促进了澳大利亚电视体制向商业化方向的转变。”1990年代后,澳大利亚的广播电视体制逐步走向成熟,而且运转得非常成功。英国是最早确定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制的国家,它所确立的公共广播的基本原则曾经得到许多国家的认同和接受。但在全球广播电视私营化与市场化的潮流之下,英国的公共广播电视业也受到了商业广播电视体系的挑战。为了确定英国在世界传播体系中的领先地位,BBC也在进行各方面的改革,改善经营管理机制,制作高品位的电视节目等。因此,可以说:当今世界广播电视体制是多元的,私营化和市场化是不可阻挡的洪流。“国家控制的弱化与市场力量的增强,使得世界各国的电视体系逐步趋同,为国际化的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当初创办公共广播服务的理想正在受到挑战。公共服务广播公司最初存在的理由是频道资源的匮乏。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之交,许多国家公共财政的压力导致了公共服务公司反对政府垄断并向着市场方向发展的趋势。”这一趋势直接影响着中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因此。在这个背景下,我国的广播电视体制无法回避地必须向深层次改革,如满足于有限度地调整,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体制的弊端,也未必能适应全球化经济和文化的挑战。
目前我国的有限商业化的广播电视体制虽然是改革中的创新,但广播电视集团尴尬的双重身份在运营中必然出现诸多尴尬的情境,不仅在职能上难以分清,在角色上更难当好。国家既然已经把广播电视列为第三产业,如果不能真正地实现企业化运营,这个行业就难以形成真正的产业化。产业是靠一大批企业团体组成的,没有真正的媒介企业,就谈不上完全的产业化。目前这种亦事亦企的身份缺乏市场服务主体的意识,发展的动力、压力、活力都相对不足,更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和运营策略。我国目前的广播电视集团,有股份制集团,有混合所有制集团,同样叫集团,但性质和运行方式并不相同。集团在成立之初就没有按照一定市场规则去组合,集团的产权不清晰或虚置,机构并没有精简,管理成本仍然很高,这些与生俱来的弊端直接导致集团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不足。因此,中国广播电视业如果在体制上不动真格的,不解决含混的身份问题,不仅自身产业之路举步惟艰,而且在参与新一轮国际化的竞争中将付出高昂的制度成本。因为当今国际广播电视产业流行非国有的商业广播电视,在TBI世界电视100强的历年评比中,私营商业电视机构几乎占80%以上,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对等的运行规则在产品的交易上容易取得对方的信任。混合型的广播电视经营管理体制正逐渐成为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最佳选择。二者之间长期共存,在各自划分的势力范围中共存共荣。因此,我们不能一提到广播电视媒体的商业体制就讳莫如深,中国广播电视产业的产权形式和所有制结构应该多样化一些,中国广播电视经营管理体制已经具备商营的条件,应尽快为商营体制正名,开出合法的准生证,使其合法化。中国的商营广播电视可以采取有限商业的体制,在产权上归国家所有,在运作上完全产业化;可先在一些城市电视台进行试点,实行完全剥离。身份明确了,按照各自的运行方式在市场中运行,比在同一个集团中用两种身份运行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与国际流行的广播电视体制相接轨。
二、建构高水平的广播电视产业市场体系
成熟的广播电视产业市场体系应该由资本市场、节目市场、播出市场、消费市场和调查市场等构成。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广播电视产业市场体系不仅没有发育成熟,而且充满着危机。境外的广播电视内容商形成蓄势待发的态势,他们不仅有足够的市场开发的资金,而且有丰富的内容。他们占领中国市场的方式也相当灵活,有的产品甚至以低价位或者奉送的形式先实现文化的渗透,然后再在衍生产品上大捞一笔。如美国孩之宝公司无偿送给中央电视台动画片《变形金刚》,最后却从相关产品中赚走了近50亿元的收入。默多克为了实现“中国之梦”,早在1980年,他就以免费的形式向中央电视台提供了200部20世纪福克斯影视公司的影片。这些做市场的大手笔令我们惊叹!也许这几年我们广播电视人还不一定能真正感受到境外媒介市场的压力,但如果我们不去积极应对,不主动地建构高水平的广播电视产业市场,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国的广播电视产业资本市场刚刚起步,还没有充分利用别人家的“粮”煮自己的饭。广播电视企业通过融资的方式吸纳社会资本的任务十分艰巨。
中国广播电视市场的供求关系是不对称的,中国广播电视节目的生产市场和播出市场并没有完全分离,广播电视节目流通的环节相当薄弱,这也是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市场化程度低的一个明显特征。
建立健全市场体系需要一个过程。合理的利益分配比例对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目前电视产品供求双方的市场地位尚不平等。国外的利益分配关系一般是50:25:25,节目提供商拿50%利润,播出机构获得25%,还有25%是由流通市场获得,一般用于做广告和发行的。而我国电视业则是倒挂,播出机构拿50%,内容提供商只能拿到25%,利润空间很小,这就迫使内容提供商在低成本、小制作的层面上投机。实际上买方并没有真正地进入市场,这样必然导致市场信号失灵、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要改变市场分配比例最根本的是改变资源占有不平等问题,目前存在的不公平实际上还是长期计划经济、行政体制造成的。当广播电视体制改革深化到一定程度后,市场才能真正培育起来。
电视的消费市场虽然发展空间比较大,但从目前电视台的播放状态来看,不仅新闻缺少震撼力,娱乐类节目样态也单调,电视剧的精品更不多,根本就没有能达到差别化的传播。如果数字电视全面推广后,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传媒大学胡智锋教授在多个场合强调这个问题,这是有远见的。电视界正在跃跃欲试准备做付费电视,真正的付费电视发展起来的那一天,应该是内容为王的时代的到来,如果你的内容不好,老百姓是不会轻易掏钱的。消费市场需要内容的满足,更需要接受趣味的引导。当代广播电视正经历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国际传媒大公司的跨国经营以及金融国际化关系不断加深,在这个进程中,中国的受众实际上已经由集群化向分众化转变,这个转变必然要求中国广播电视产业迅速形成成熟的市场体系,中国广播电视的消费市场和调查市场的建立十分迫切。要尽快加强这方面的引导和投入,调查市场的技术手段和调查研究人才还需要上一个档次。中国广播电视的决策者与管理者有必要补上现代市场经营管理这一课,在今天的中国,靠垄断来经营广播电视已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了,高水平的广播电视市场体制的建构是电视业发展的关键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只有保持同构互动的关系,才能协调发展。如果经济体制是市场的,文化体制不能与经济体制同步运转,就会悬空和萎缩。
三、建立配套的广播电视业管理制度
中国广播电视产业化的过程首先是一个企业化的过程。所谓企业化,指的是广播电视台从事业性质向企业性质转化的过程,是从单纯的文化、精神生产事业单位沿着市场经营的轨迹向企业状态过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市场平等的原则建构内外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任何一种管理制度的建立都是以当时的被管理者的经济、技术特征为依据的,当依据发生变化的时候,媒介制度也应作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制度的创新是一切创新实践中最核心的,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制度创新的实质是探索创造性的管理思想并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去。
广播电视体制改革到一定程度后,在管理、人事、分配核算等制度上的相应改革就显得非常迫切。
好搜一下什么东西与国际猛接轨必应我是歌手第三季小木虫论坛备战t2区展开
好搜一下，是360推出的搜索服务，那个标语真是雷到我了，“好搜,不做坏事!”
微软必应搜索是国际领先的搜索引擎
《我是歌手》引进自韩国MBC电视台歌手竞赛节目，7位歌手，七首歌，七种质感，大戏七码荡气回场的真实音乐，第一季组合羽泉获得第一季歌王称号，第二季韩磊获得歌王称号。
《我是歌手》第三季歌手名单：陈洁仪、张靓颖、A-Lin黄丽玲、孙楠、韩红、古巨基、胡彦斌的首发阵容，其中古巨基作为第三季歌手主持。
小木虫,学术科研第一站
芒果TV《#备战T2区#》独家揭秘#我是歌手#第三季7大歌手备战实况,为你呈现有血有肉的真实歌者
从中国国情和美国国情分析，为什么国人要移民美国？
至于国情也得有个对比性
在看电视上专家对备受关注的ATM跨行查询收费的讨论，
才知道，
美国绝大多数的银行根本不存在什么所谓的跨行查询收费。
美国的绝大多数银行是股份制银行，
这种自己突然规定跨行查询收费的只有在垄断银行才会发生。
专家说，
如果国外只要有一个银行实行了跨行查询收费，
中国就会以和国际接轨为理由，
采用这种方式。
然后他们查阅了很多资料发现，
我们周围这些国家，
只有唯一一个巴基斯坦是跨行查询收费的。
看到这里我彻底晕了，
原来中国几家银行跨行查询收费的所谓和国际接轨，
居然是和巴基斯坦接轨啊。
政府制定政策的2套法宝:
有些决策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
手里有两套法宝，
一套是“中国国情”，
一套是“与国际接轨”，
当制定不利于人民的政策时，
如房改，要求大家自己掏钱购买商品房，
就说是和“国际接轨”，
理由是，
人家外国都是自己买房子，
没有福利分房的说法，
但与此同时，
他们却恰恰忽略了人家外国土地私有这个关键因素，
中国人并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
土地都属于国家，
却要被迫付出昂贵的价钱购买一套只有使用权的商品房，
而当人们对此提出质疑的时候，
他们又会说这是中国特殊国情决定的。
又比如医改，教改，人家其他国家是免费医疗，
免费义务教育，但这一点他们又不与国际接轨了，
又强调中国国情了，
什么财力不堪重负啦之类，
结果导致大家看不起病，
上不起学。
又比如所谓“高薪养廉”，
据说是新加坡、香港的成功经验，
所以要和“国际接轨”，
所以五次三番地给公务员加薪。
但人家严格的监督制度，
对公务员近乎苛刻的约束，
廉政公署等等，
他们又不和国际接轨了，又强调中国国情了。
韩国首都汉城（现名首尔）只有14辆公务车，
这点他们就不愿意接轨，
中国现在一个乡镇14辆公车都不算多吧？
这就是中国国情。
美国有个燃油税，他们就要和“国际接轨”，
也要征燃油税，
但美国高速公路、大桥绝大多数是不收费的，
在美国养一辆车除汽油费外每年仅需170多美元，
这点他们又不和国际接轨了，
不仅养路费、车船税等等一大堆，而且到处设置关卡，
几乎路路收费。
全世界总共只有14万公里收费公路，
但就有10万公里在中国！
这就又是中国国情了.
美国格林斯潘加息了，
他们就要和“国际接轨”，
但美国购房享受退税，
购买第一套住房享受低利率，
对出租房屋屋主进行补贴以降低租金，
这些他们又不和国际接轨了，
又强调中国国情了，
不仅不对出租房屋进行补贴，
反而变本加厉地对出租屋提高税收，
导致这部分成本转嫁给租客，租金上涨。
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土地私有的，
人民买房的同时就买了地皮，具有永久所有权。
当然，他们在这一点上就不和国际接轨了，
因为中国国情特殊啊！
但是，当他们发现香港的使用权制度对自己比较有利后，
就立即和香港接轨了！
订了个70年使用权制度，
迫使人民祖祖辈辈不断花巨资购买有限使用权，
但香港是什么情况？
香港原先是殖民地啊！
英国只租用了99年啊，它搞个使用权无可厚非，
因为土地本不是它的，时间到了就要归还的，
你搞使用权到底是什么意思？
不是说中国是公有制吗?
不是全国人民拥有对一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吗？
但落实到的最后怎么变成绝大多数人都一无所有了呢？
怎么就变成必须购买本属于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呢？
不懂吧!
但他们不管，
就因为对自己比较有利，
所以在这方面就和香港这个“殖民地”接轨，
就不和其他的国际接轨。
又比如，
油价要涨、电价要涨、水价要涨，理由还是和国际接轨，
说什么人家的都很贵，中国的油价水价电价便宜的很，
所以就该涨，
但说到人民的工资水平、福利水平、劳动保障制度，
就又不和国际接轨了，
就又强调中国的特殊国情了，
人家的工会都是工人选举产生，
实实在在代表工人权益，
这一点咱们就是不和人家接轨，
咱就是要让工会成为资本家压迫工人的帮凶，
原因还是：中国国情。
所以，
不要拿什么美国、英国的加息说事，
什么时候中国成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了，
国家官员民选产生了，
权力部门受公众严格监督了，
再说这些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