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事大全 > 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作者:苏枫来源:《阅读与鉴赏》2010年第4期

永远的船长和陌生人也许,龙应台的孤独在她出生之前就注定了。

1949年,湖南衡山火车站。

火车就要开了。一岁的龙头儿杨颖在奶奶怀里。他的母亲,24岁的江南少妇颖美君,今天要来接他。

半年前,为了和丈夫龙怀生团聚,梅俊抱着杨颖离开了家乡浙江淳安。战争期间,火车非常拥挤,简直像个大罐子。在弯曲的屋顶上,人们用绳子把自己绑起来,穿过洞穴时,人会摔倒,死在滚动的轮子下。想到车里突然死了几个孩子老人,美君临时决定在湖南衡山站下车,把怀里的宝宝交给乡下的奶奶。

在广州呆了半年,美君看到了太多的生离死别,无论如何还是决定回衡山把孩子带出来。

然而,时隔六个月,恒山火车站的杨颖却远远落在了奶奶的后面,无论如何也不肯和这个陌生的女人一起走。

火车就要开了,你该哭,奶奶该哭。

那一刻,美君犹豫了。她应该冒着孩子被压死的危险把他送上火车?还是等到战后?她伸出手,缩回去了。缩回,再伸出。

哨声响起,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最后一秒,美君做了决定,好,留在乡下。

火车开动的那一刻,美君像货物一样被塞进车窗,一岁的儿子在车外看着她。之后就是38年后的1987年,美君再次见到了大儿子。乱世,任何一个瞬间的决定都是一辈子的。

英美君和她的丈夫龙怀生后来随战败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省,生下一个女儿,名叫“龙应台”。

2009年1月,龙应台和他67岁的哥哥杨颖坐在船上。“我们在一条湘江上。这位老人看起来像我父亲。他有湖南口音。我问弟弟,你后来觉得妈妈怎么样?他说他脑子里一直有这样一个场景:有一列行驶的火车,窗户里有一个短发卷发的女人。他说小时候一听到火车要出站,就在山脊上向妈妈哭喊。在他心里,任何一个窗户里留着短发的女人都是母亲,她的母亲永远在一辆行驶的列车上,永远赶不上离开的列车。”

作为台湾省的“外省第二代”,龙应台在给大儿子写信时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身份:“在他的一生中,没有一个小镇可以被称为‘家’。我是永久转学生,陌生人。”

龙应台总是记得,当他父亲活着的时候,他喜欢让他的女儿陪他去剧院听Shiro的《探望母亲》。每次看,爸爸的眼泪就一直流。父亲不是唯一流泪的人。”周围是由老人陪伴的中年儿童,有些拄着拐杖,有些坐轮椅。他们不说话是因为眼里还有泪水。离乡背井、失去家乡的人们,从白影的命运中,认识到了自己无法言说的身份困境。”

也许在那个时候,龙应台再一次认识到他的“台湾省外省人”处境的残酷和荒谬。时代之剑切断了她与传统和宗族的联系,让她半挂空,永远没有人可以依靠。

温柔的妈妈被刺伤了

身份尴尬,但龙应台从小就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龙应台在台湾苗栗园长大,虽然家境贫寒,但他总是说“书生不能逞强,路漫漫其修远兮”。1974年,她去美国学习,龙应台在堪萨斯州立大学获得了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回到台湾后,她拿起笔,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文化风暴。

这场席卷海峡两岸的“龙卷风”就是从杂集《野火》开始的。24年前的冬天,《野火》在台湾省出版,21天内重印24次。台湾省每五个人就有一份。当时台湾省对体制积年不满,批评之声暗流涌动。随着龙应台点燃这场“野火”,自由派知识分子站在了光明中。龙应台在威权主义的禁忌和允许的底线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他走在其间,赢得了掌声。

《野火》是用绝对的天真写成的东西。我觉得任何一个会写的人都是幼稚的。”回头一看,龙应台一直醒着。

当龙卷风肆虐的时候,龙应台和她的德国丈夫移居欧洲长达13年。期间她继续写那些如刀剑般犀利的批判文章;我带着慈母的爱,完成了温暖动人的《慢慢来,孩子》。

在国外生活了13年后,龙应台觉得她作为一名母亲收获了很多,但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她正在下沉,因为“离开自己的土地有失去根基的危险”。偶尔回台湾省,她用红酒看着淡水河,眼泪不停的流。龙应台在异国他乡感到孤独,他想有所作为,但他做不到。他给社会的建议就像放空炮弹,很猛,但毕竟很远。台湾省著名文化人蒋勋对她说:“你是在那边叫的狼,没有人跟你一起叫,那是荒凉的。”

转机是在1999年。在才真旺姆全的邀请下,龙应台离开了欧洲和两个孩子,回到台湾省担任三年来的第一任文化总监。“龙导演”的任命背后,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转折。那一年,才真旺姆-全第一次找到蒋勋,请他做文化主任。知道龙应台的野心,蒋勋强烈推荐龙应台去才真旺姆。龙应台说,当她回到中国时,她正处于“为毁灭做准备”的情绪中。

龙应台刚上任时,许多人说她不会长久。李敖甚至说“龙应台三个月不行”。但是,她谨慎而步步为营。现在回想起来,龙应台认为这段公务员经历让她受益匪浅:“当我还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我只能看到一个钟和它的两个指针是怎么走的。等我当了官,有了实践经验,就知道什么是齿轮,怎么用了。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再评论事物,自然会有不同的角度和深度。”

在担任导演的三年里,龙应台每天给两个孩子打电话。除了表达爱意,还有寻求慰藉。但她记得曾经和第二个孩子菲利普说过话。“拿起话筒,他问我,‘你喝牛奶了吗?’我愣了一下,说我喝醉了。他说,‘你刷牙了吗?“你今天的作业怎么样,”。”龙应台意识到他的儿子是在以这样的方式抗议他母亲的照顾。当她想从孩子身上找到温暖时,她感到“受伤”。

2003年,再次当选台北市长的才真旺姆-马英九要求龙应台连任文化局长,但龙应台毅然辞职,回归学者和作家的生活。她说她当时突然有一种感觉,“我害怕赢得全世界,但我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龙应台离开欧洲时,他的大儿子安德烈十四岁,脸上长着婴儿肥。当他辞去文化局长一职时,安德烈还是一个18岁的青年,恋爱了,拿到了驾照。“我发现他再也不会让我抱抱他,离我远远的,而且如果你出现在他和他的朋友中间,会让他觉得很尴尬。”在台湾省,一名记者问安德烈,如果龙应台现在20岁,她能成为你的女朋友吗?安德烈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可能!”

悲伤但无助的龙应台想再次“找到”他的儿子。因此,她建议安德烈通过书信交流他们的想法,并以专栏的形式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让龙应台“害怕”的是安德烈居然同意了,但条件是:“不要打那么多电话来‘骚扰’我。”

之后,龙应台开始和他的儿子进行艰难的通信。“我必须给他写信。我必须先写一篇中文文章。中文文章写完之后,我一定要用英文再写一遍。给他那个英文的。他用德语回答我。德语版在我手里。我得翻译成中文,四道程序。”

龙应台和安德烈之间的通信最终被汇编成一本书,《亲爱的安德烈》于2008年出版。“这不是一本亲子书,却说明了我的挫折。这是龙应台的受伤笔记。”

环顾四周,只有观望

今天的龙应台,离婚后,又一次离开了家,这次是在香港。作家白洋曾经说过:“龙应台有很多想法和实践,我年轻的时候会做。大概每个有远大理想的人都会经历这个时期吧。晚年入中庸,站在外面往里面看。我断定龙应台的轨迹大致相同。”

白洋成了预言。在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后,龙应台变得越来越温暖。她写了一张生死笔记,《守望》;她越来越喜欢谈论她的父母;她念念不忘的是这张图:完成博士学位后,回到台湾省教书。大学注册第一天,父亲用他便宜的小货车送她长途。但是父亲没有开到大学的正门,而是停在了侧门的窄巷。卸完行李,父亲爬上车,探出头说:“女儿,我父亲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真的不适合大学教授。”之后,龙应台看着父亲的小型货车小心翼翼地倒车,然后噗噗地冲出小巷,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开走了,她站在那里,旁边是一个行李箱。

几十年后,当龙应台看着父亲的棺材慢慢滑向火葬场的炉门时,她终于意识到“所谓的父女母子事件,只意味着你和他之间的缘分就是一辈子看着他背过身去。你站在小路的这一头,看着他渐渐消失在小路的拐角,他背着你默默的告诉你:不要追。”

随着父亲的去世、母亲的年迈和儿子的离去,龙应台变得越来越孤独。但是,她越来越肯定了。她说她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她相信了;曾经我不相信颜色是空,现在我相信了。曾经我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我相信了。她也意识到“有些事情只能一个人去做。有些障碍只能一个人通过。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即使你四处看看,今天的龙应台也会勇敢地面对它,不化妆地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