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绝望的希望

作者：易中天来源：《书生傻气》

1974年11月11日，顾准被诊断为晚期癌症，大如鸡蛋，卡在心脏和气管之间，扩散开来，几乎无法治愈。此时此刻，顾准，正如那些批评他的人所说，只是一个“死胡同”。对于顾准这样的革命者来说，死亡是不够的。甚至，因为他苦了又苦了很多年，死于他可能还是一种解脱，至少不会比出生更重。然而顾准死了。

因为直到最后一刻，他的五个孩子都没有来看他。

顾准的子女大约在1967年底正式与他断绝关系。早些时候，同年1月18日，他的妻子王碧已经提出离婚，家里的孩子开始不理他。这当然是因为顾准第二次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成了“极右派”，而“文化大革命”则如火如荼，政治形势更加严峻。在这个朝不保夕的日子里，顾准留在家里，只会给这个家带来更大的灾难。顾准考虑到“我从1957年开始欠这个家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伤害亲戚”，就答应了老婆孩子的要求。而且，说实话，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然而莲藕虽断，丝连；人还活着，心却不死。离开家过着吊儿郎当生活的顾准，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老婆孩子。他甚至痴情到被人批评擦脸后还花时间去翻译，天真地幻想自己以后可以用这些稿费补贴孩子。至于一次又一次的搜索，一次又一次的联系，一次又一次的给客户发消息，就更不用说了。现在，他病得很重，奄奄一息，即使想“害人”也伤不了他！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他多么想见到自己的孩子！哪怕只看一眼！

被老朋友陈毅称为“有勇气有童心的英雄”的顾准，此刻几乎只剩下一个愿望。他的另一个愿望，完成宏伟的研究计划，已经无法实现。但是再也没有办法写了。你总能找到办法再见到你的孩子，对吗？这个念头如此强烈，顾准咬紧牙关，做了一些违心的事。

顾准确诊癌症晚期后，在朋友们的强烈呼吁下，经济研究所决定为他摘下“右派”帽子，但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或程序是签一份事先写好的口供，“我承认自己犯了以下错误……”。这将是顾准的一大耻辱，也是死不瞑目。所以，顾准尽管再三解释，说他们完全是出于好心，却固执地说，认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他不需要也不在乎挑什么帽子。然而，当他听到朋友说“你摘下帽子，你的孩子会来看你”时，顾准流着泪，颤抖着双手勉强签下了这份文件。眼里含着泪，他对罗庚谟和吴敬琏说:我签下这个字，不仅仅是为了最后能见到我的孩子，也是想或许能改善他们的处境。这真的是“穷得继承风”！顾准的迷恋真的是惊天动地。就连经济学院“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也动了恻隐之心，给顾准的小儿子写了一封信，让他们来医院照顾。

但答案是:别来，别来，就是别来！顾准的小儿子顾中之(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回信说:“党的事业的热爱和顾准的仇恨，并不存在普通的父子关系。”“我想和党和毛主席一起去。我绝对不能跟着顾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还是觉得是正确的，一点也不觉得过分。”

最后他们都没来。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顾准的家庭悲剧无疑是当时千千万万个家庭悲剧中的一个。和“有问题”的父母“划清界限”也是当时普遍的行为，得到了肯定和鼓励。问题是“混混”“走资派”“反革命”“鬼蛇神”的孩子的配偶并不是都断绝关系的。刘少奇的，邓小平的，陈寅恪的，钱钟书的，还有我认识的一些人。就算“划清界限”、“断绝关系”这种说法，也不过是一种不断的决策，或者说运动开始时揭露批判，运动结束时回归家庭。最起码，当他快死的时候，他必须尽自己作为人子的责任。正如顾准感叹的那样:“人都快死了，你还怕受什么影响？”像顾准的孩子一样“没心没肺”真的很少见。

原因是什么？是他孩子的错吗？不是，顾准曾经对他的“小伙伴”许芳(咪咪)说:我的孩子，是个吃老鸭的乞丐——大家多好啊！他们真的不好吗？也不是。军事宣传队发了通知，经济学院“革命委员会”也希望他们来。政治上能有什么问题？除了顾准的告别仪式，大女儿顾和大儿子顾一栋也去了！活人不躲，死人不看？去医院照顾病人是“阶级界限不清”，参加告别仪式是“坚定的阶级立场”？没道理啊！那么，他们和父亲没有感情吗？甚至更少。顾准不是管家。前期工作忙，没时间；后来当对了，没资格。更何况他还被隔离检查，送过几次劳改。但这并不意味着孩子没有被父亲爱过，也不意味着对父亲的生死漠不关心。在参加告别仪式的当天，顾和顾一栋特意提前一个半小时抵达协和医院，等待与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弟弟妹妹痛哭流涕，“心里的悲伤无法言表”。事后，顾一栋承担了全部责任:“过去是我作为哥哥的责任，要求世人不要责怪弟妹。”可见他们既不是没心没肺，也不是素质差，但他们的所作所为真的很难让人接受和理解。

很难理解。毕竟顾准也是他们的爸爸！没错，顾准当时真的是“黑”“脏”，谁碰了谁倒霉，但也不是所有人都避开。顾准的弟弟陈敏之、老朋友罗庚谟、弟子吴敬琏等。，并没有回避(顾准快死的时候他们都在床上)。就连张春印十几岁的女儿咪咪(徐芳)也和顾准成了朋友。就在顾准的孩子不肯来医院探望照顾他的时候，远在兰州的咪咪给心爱的顾伯伯写信说:“我是你亲生女儿。”每两个对比一下不是很发人深省吗？难怪当顾和顾一栋参加告别仪式时，一位老人像看刀子一样看着他们。

我一遍又一遍的问自己，顾准有些事能不能不说，不能做？结论是否定的。1962年秋天，顾准在苏州与张秀彬和许文娟进行了一次长谈。在谈及历次运动和极左路线引发的各种灾难，谈及“大跃进”和“共党风”时，顾准从悲痛中走出来，愤怒地大喊:“老和尚不出来检讨，不足以让大众愤怒！”表哥许文娟闻言大惊失色，这不是“忌讳”吗？顾准当然也知道有“违规”，但他忍不住说。因为他在商城县看到的不是“大好形势”，而是人们抢着吃饭。他亲眼看到普通人被饿死，没有生计，没有追索权。如果他不说，田亮在哪里？

我们说不出来，也忍不住说出来。这是矛盾，也是痛苦的根源。

这种痛苦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尤其严重。因为知识分子不是他，而是社会的良心和良心。如果知识分子发现社会错误，看到社会不公，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毫无良知地说假话，就会被称为“知识分子”，在世界上没有脸做人。但是，面对社会的错误和不公，知识分子是最无力的。做学问没用。他没有权利，没有权力，没有财富，没有权力，没有肩膀，他能做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说出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内心的想法。告诉他不要说，他在哪里可以做到？

所以，我们要说该说的话。而且，你要说实话，不要说谎。这里的“真相”不是真诚，而是真实。文革期间，有多少人“真心”撒谎？所以事后羞于想起来——不仅是“谎言”，更是“诚意”。显然，真相更重要。你不一定要说出所有的真相，但你说的一定是真的，这也是一条底线。

至于顾准，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他不仅要求他所说的全部真相，而且还说出了全部真相。这注定了他的痛苦。因为就算只是不说谎，有时候也会吃亏。“文化大革命”期间，顾准拒绝说明问题，拒绝按照某些人事先规定的内容或思路出具证明，所以他不知道自己拿到了几十张。但在顾准看来，出卖自己的灵魂或者出卖自己的朋友，是一种无法容忍的可耻行为。实事求是，不为别人制造麻烦，是做人的最低标准。为此，他甚至不愿向那些与他有过隔阂的人泼冷水，更不愿背叛与魔鬼共患难的战友和朋友。1965年2月，被康生秘密逮捕。面对威胁和利诱，顾准不惜绝食抗争，张口就杀，使张闻天、孙、、罗庚谟、狄朝柏、林盛传、吴、等人及其各个时期的熟人都卷入政治，却被他们“极坏的态度”所加重，成为“极右分子”。

顾准为了维护个人尊严，保护他人，吃了不少苦头，但也赢得了相当的尊重。和他共事过的人，尤其是一起吃过苦的人，都认识到他是一个不服输的人，一个不屈不挠的硬骨头，一个可以托付生死的正派人。因为顾准不仅对朋友忠诚信任，还善解人意。老战友陈毅因为讲毛泽东、讲江青，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尽管身处逆境，顾准还是经常去看望他，但不允许他见自己。顾准对他说，我是死老虎，名分已定。你还没有结案。别让他们找茬。陈毅说话声音很大，顾准怕他的灾难从他嘴里冒出来，所以总是选择一个安静的地方和他一起走。1974年12月2日23: 00，顾准命薄，想起当时守护他的弟子吴敬琏，要他“开营床歇”。没有人认为顾准的话是他的“遗言”。

世上有正义，付出总有回报。顾准的侠义赢得尊重，顾准的真诚赢得友谊。顾准死前，是这些交心的朋友守护着他。几乎失明的教职人员(即院士)罗庚谟，拄着拐杖，顶着寒风四处奔走，向四面八方求助。最后，顾准住进医院，被授予名医(感谢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杨春、某铁路兵团政委张崇文)。60多岁的林里夫，不顾头上戴着“帽子”，病情严重，坚持每天以护理顾准为主，做饭，喂药，倒厕所，单手打理。林和陈毅也把女儿叫到医院帮忙。亲密的朋友张春印和弟子吴敬琏，一有时间总是在床前。在过去的几年里，有了这么多的友谊，顾准真的“痛苦而快乐”。

的确，顾准是不幸的。直到冤死，他才看到自己的孩子，也没看到十年违公的老母亲。当时他的慈母住在公安部大院里，离顾准住处只有一条街，却无法透过眼睛看到对方。在那黑暗的一年里，失去妻儿的顾准，只能蜷缩在无边的黑暗里，舔着自己的血、泪、羞。顾准又幸运了。他有那么多关心他爱他的好人。他两次遭殃后，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收留了他两次。这真是顾准不幸中的幸事。经济学院是人才聚集的地方。张闻天、孙、罗庚谟、狄朝柏、林瑞麟、吴，以及年轻的张春印、吴敬琏都是临时人选。更何况都是正直诚实的人，感情很重。这就创造了一个奇迹: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比狼与狼之间的关系还要糟糕的时候，世界的温暖就在顾准的周围放射出来。没有这份温暖，顾准就无法生存，也不可能留下如此丰富的思想遗产。

事实上，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说:“人们不仅需要食物和衣服，还需要精神营养，友谊就是其中之一。”就像王元化先生说的，顾准能得到那么多友情，“证明中国有些人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也还是有良心的，心里正义的火焰永远燃烧”【顾准全传序】。是的，没有良心、良心、正义感，就没有真正的友谊，更谈不上知识分子与思想家之间的友谊。作为知识分子，知识固然重要，人品更重要。顾准的幸运在于他遇到的人，不仅善于学习，而且人品好。在这些人眼里，顾准遇险时给予的帮助，正是一个正派人应该做的，应该分享的。就像罗庚谟在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淡淡地说:“做人就应该这样。”

做人最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