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的新版本
作者：汤涌 何婧 孙春艳来源：《中华新闻周刊》2010年第7期
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活跃在中国各地的公益事业中。他们没有宗教使命，也不是组织派来的。他们只是秉持着一些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情怀，志愿为中国的贫困群体服务。他们的人生选择和对人生价值观的解读，或许可以为中国的年轻一代提供借鉴。
有英国的华丹。
五年前，在北京工作的云南姑娘董芬认识了卡洛琳·沃森。从此，这个26岁的栗色头发的英国女孩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为了参加罗琳每周二晚上的戏剧工作坊，董芬对美容院老板说:“我不想每周都请一天假。我只要求每周二晚上，那三分之一天是免费的。”被老板拒绝后，她毅然换了工作。
五年来，董芬一直在罗琳的花旦工作室做志愿者和兼职。现在，她是华丹工作室的女项目经理。
“她比我高多了。她一听，你就会觉得她可爱、幼稚、聪明、有女人味。”董芬谈了他第一次见到罗琳时的印象。“我当时是餐厅服务员，感受到了久违的尊重。”
几乎所有的“花旦”都和董芬一样，受到罗琳的启发，和她一起从事这个职业。“花旦”的目标是通过参与性戏剧和艺术活动，提高中国农民工的个人能力、社会地位和经济水平。
一切都源于一种信念。毕业于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罗琳一直认为，戏剧和传播，而不是政治说教，可以解决人们心中和社会上的许多问题。
罗琳在《优秀中国女性》一书中了解到中国移民女性是如何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但她们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关爱。
“那就让我成立一个组织给他们支持吧。”罗琳下定决心，把目的地定在北京。她找到了一份英语教学工作，并在北京农村女子学校做志愿者，这是一所私立的农村妇女技能培训学校。
在那里，罗琳为学生进行了一系列参与式戏剧训练。她通过讲故事、即兴创作、讨论等方式模拟一些场景，告诉打工女孩法律赋予的权利，以及如何避免家庭暴力和性骚扰。
一个经典的场景叫做《蓝蓝的故事》。一个虚构的女服务员被她的老板骚扰。蓝蓝应该在这个时候打她的老板吗？罗琳会让大家展示自己的选择。“我训练他们用舞台来模拟这些复杂的场景。当他们真正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可以选择有准备的应对方式。”罗琳说。
2004年，罗琳将这个松散的工作室变成了一个永久的机构，并命名为“花旦”，因为“花旦”往往是一个美丽、充满活力、自信、愿意在中国舞台上表达自己的爱和热情的可爱女人。罗琳希望中国打工女孩也能成为这样的人。
“任何人都不应被剥夺机会”
2010年，魏可欣将满26岁，她和朋友们一起创立的沃凯组织也将满3岁。“沃凯”被称为“贫困农民的脸谱”。魏可欣和她的小团队努力经营网站，为被遗忘的穷人筹集资金，并向最贫困的家庭发放小额贷款，完全不以盈利为目的。
当我第一次创作《我开》的时候，我的母亲是一名学校经理，她建议我去咨询一位有小额信贷经验的女性。通过错综复杂的家庭网络，魏可欣联系了几位后来成为“我开”的董事，以及许多帮助我评估项目、审查资质、进行培训和设计商业计划的人。正是这些人帮助魏可欣和她的朋友们将蓝图打造成为如今规模相当大的组织。
魏可欣去过大半个中国，仅宁夏、河北、内蒙古、四川等省就有12家小额信贷机构被调查。为了见借款人，她乘坐绕过检查的非法运营的长途汽车，亲眼看到得到帮助的农民真正摆脱了贫困。
为了尽可能避免干扰，也因为中国人民银行限制外资投资农村小额信贷，魏可欣在家乡奥克兰注册了自己的网站。
经过严格的评估，魏可欣选择了中国三个最好的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组织中的两个:四川省仪陇县ARDY农村发展协会和内蒙古昭武达妇女可持续发展协会作为实地合作伙伴。这两个机构在中国提供小额信贷服务已有十多年，是历史最悠久、政府关系最深厚、发展最好的民间组织。
资金到达农户后，每三个月“我开”田间合作组织会派专人到借款人家里跟踪资金使用情况。“卧开”机构借用诺贝尔奖得主尤努斯发明的信贷方法，通过一组5个借款人的催款和担保还款，利用中国特色的“人情纽带”保证本息回收。
一年过去了，“我开”已经用来自741个捐助者的121，456美元帮助了中国四川和内蒙古的239个农民。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日均收入不足1美元的贫困农民，竟然100%偿还了贷款，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缺少生产资料的农民利用“我开”获得的贷款，或者养鹅养猪，或者开小杂货店，开始有能力让自己的生活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正轨。
“每个人都应该获得摆脱贫困的必要条件。个人努力当然重要，但只要这个人有改变的动力，就不应该被剥夺机会。”魏可欣说。
白求恩的中国之路
“我把我的一切都给了他们。我自己的生活属于他们。如果我离开，我会死的……”当卢安克坐在广西偏远山区东兰县板烈村的山上时，他接受了媒体的采访，无数中国人被感动了。
这位德国人把30岁到40岁的十年黄金时间都奉献给了广西贫困山区的教育。他所在的班列村小学的孩子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学生需要一个能和他们在一起的成年人来代替在城市工作的父母”。他组织孩子拍摄DV，设计乡村小路，观察体验大自然……孩子们把他当成亲人，在他的影响下，逐渐建立起自己独立的人格，规划好自己未来的生活。
在过去10年里，卢安克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他把翻译作品的稿费捐给了慈善机构。他在中国的工作生活依赖于父母每年寄来的4800元人民币。
像卢安克一样，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以个人身份来到中国，他们的使命是帮助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和不平等。
自2000年以来，德国盲女sabriye tenberken帮助96名盲童接受了日常生活技能培训和藏文、中文和英文盲文基础教育；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一位退休的英国老人，用英语辅导她的孩子，并筹集资金在云南偏远山区建立希望小学；意大利语言学博士ABJ一路来到中国。他的愿望是让世界上所有想学英语但没有条件的穷学生都能接触到外教...
对中国人来说，他们是白求恩的现代版，是一群具有国际理想主义和国际人道主义情怀的“世界公民”。对他们来说，地区和国家不是国界。他们愿意关注自己国家以外的不平等和贫困，愿意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