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奉献

作者：熊培云来源：《重新发现社会》

1933年4月3日，农学家董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用无组织的、非现代化的东西来抗日》，提出全民动员起来抗日。面对中国国力和军事实力无法与日本抗衡的事实，“必要时，不妨利用人民的弱点，让军阀用他们惯用的手段压榨他们的钱财，拉他们的丈夫。反正我们的人好对付，能吃苦，也愿意服从，所以会被拉到前线去送死，所有的都用来做军需，不会抱怨。".胡适看了这段话，非常愤慨，在4月16日发表的《独立评论》(第46期)上发表了《我的意见只是那样》，并对董文提出了直白而严厉的批评:“说实话，我看了这种议论真的很生气。我想真诚地对董先生说:如果这是救国的必由之路，那失国又是什么？董先生的“我们”是谁？董先生是我们中的一员吗？他们是谁？董先生是其中之一吗？这样没心没肺的‘我们’领导的‘他们’是‘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和‘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打仗’，我宁死也不学这种壮语，提倡打仗！”也许如董所说，胡适部分误读了他的原意。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分析问题，理解胡适。显然，胡适在这里坚持他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即决不能以集体利益或长远目标的名义让个人白白死去，决不能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而诉诸任何手段。胡适说:“我非常敬佩那些为祖国艰苦奋斗的英雄们，但是我的良心禁止我用我的笔去责怪每一个人用他的血和肉用最残忍的现代武器去艰苦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