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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档案

作者:贾植芳来源:《我的人生档案——贾值芳回忆录》

记得鲁迅先生在一篇题为《死亡》的文章中说,中国人过了50岁就会想到死亡。鲁迅大概在那个时候病了,“死”的魔影开始侵袭他。我国还有一句话:“人老了不贵,贪钱怕死。”还谈到了死亡的问题。由此可见,中国人,无论智慧愚蠢不道德,面对这种自然规律,都是有共识和同情的。让我逐渐意识到,临近老年的标志就是收到的信里,喜庆的帖子越来越少,讣告越来越多。这些讣告大多是我同时代的人或者比我稍年长的人,也有五六十岁的中年人。当一个熟悉的朋友去世时,我经常去火葬场参加告别仪式。在这样的场合,像我这样拄着拐杖的三条腿的人物,通常会被安排在前排,面对着墙上黑边环绕的死者画像,默默低头。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我心里就油然而生一种幽默感:火葬场里的老人换成了新人,墙上的钉子也一样。今天,我们挂上这幅画,我们低头默哀。明天,我们不知道谁上谁下。所以,虽然我进入了生命的暮年,但我对死亡却泰然处之。有一次,一个比我大的朋友来看我。因为好久没见了,我们抽烟的时候,我问他“你还写文章吗?”他淡然说道:“火葬场里没有出版物。”换句话说,对于我们这种快死的老人来说,前进的唯一目标就是快速或缓慢地走向火葬场。以前因为大惊小怪吃了不少苦头。这一刻,我也可以脱离危险。但是,我和他有些不同:既然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要活就要花钱,我要为这个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才能付饭钱。这也是一种自我的精神安慰,不是因为“人还死在心里”,也是想拿点东西送进棺材。我记得有个外国作家说过:一个人只要经历过两种磨难,就是战争和监狱,就可以获得自由。我出生在乱世,有幸经历了这两个境界的考验。抗日战争期间,我放弃了在日本的学业,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我曾经在中条山前线部队当过倭寇宣传翻译,在火线上走来走去,算是经历了生死。那时候经常跟着部队日夜行军,在枪林弹雨中跑来跑去,也不觉得害怕。有时长途行军时,背上背着一个煮熟的牛腿,腰间挂着一个大酒壶。他们日夜跟随队伍,饿了就切一块牛肉,渴了就喝一口当地方法做的白酒。生活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来。况且监狱也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驿站。从小寻找一种固执的习惯,拒绝在和平中保持自己的位置,离开社会后又被知识分子的理想和传统所蛊惑,始终拒绝走在和平的世界里做一个温顺的人的道路。所以命运之神对我的固执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报复:他一次又一次的把我关进监狱。1936年初,我在北平上中学,因参加“2.9”学生远程运动被捕;抗战后期,我在徐州造反,被日本宪兵抓进牢房,直到抗战胜利;到上海后不久,因给《进步学生》杂志写文章,被以“煽动学生潮”罪逮捕于将官;一瞬间,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等一下,批评胡风的乌云又慢慢聚集起来了。终于在1955年,一场风暴把胡风和他的朋友们送进了监狱,我故地重游,回到了分开六年的监狱。很多朋友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感到绝望,有的过早死亡,有的精神失常。因为我之前打官司的经历,虽然我在苦海中沉浮了25年,但我还是我。但是在监狱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经常问自己,我一直很困惑:我是这样度过一生的吗?我在监狱里见过很多事,也在生活中唤醒过很多梦,所以就像外国作家说的,人是自由的。少年时离开家乡,从那以后就一直在外奔波。国内外很多地方我都去过,呆久了的地方除了监狱,连上海都有。如果算上你在上海监狱的时间,印象会更深刻。我经常说,人小的时候是动物,老了就变成植物,跑不动了。上海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地方。虽然我在这里生活了半个世纪,但我的语言和生活习惯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我还是说山西话,上海人一看就觉得像外语;但是我的饮食还是以面食为主,对上海的米饭海鲜等日常食物不感兴趣。不过上海人对我的固执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上海是个移民城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其居民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组成,甚至有外国人加入。1946年和妻子来到上海,开始是以卖文学为生的知识分子,自然生活在下层。我以前不知道上海这个城市,只从作家写的关于上海生活的小说里知道一些,但是有三个名字一直不太清楚:“亭子间”、“虎灶”、“老板娘”。我在北方没见过这三样东西。我觉得“亭子间”一定是一个有亭子的古建筑,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后来才知道阁楼是最不值钱的房间,大部分都是穷人租的。“老虎灶”是上海普通人开水的地方,但为什么叫“老虎”,我很费解。至于“老板娘”,我以为是老板的妈妈。我到达上海后,住在阁楼上。我打开水找了个老虎灶,和巷子里各种杂货店的老板娘打过交道。我就是在这个下层社会认识上海的。余生都在大学教书和生活,知识分子堆积如山,和街上的生活不一样。特别是这十几年,因为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很少进市区,更别说市区了,就连老城神庙也很多年没去了,虽然很怀念这个有民族特色的地方。就这样,我渐渐成了一个生活在上海的“乡下人”。生活只是在兜圈子,颠簸和筛选。现在拄着拐杖走路,带着助听器说话。我变成了一个三条腿三只耳朵的人。有时候想想就觉得自己是《沈峰爆炸》里的人物。回首人生,自然有很多感触。但是,我并不怎么后悔,就像俄罗斯作家契诃夫说的:“如果我再活一次,人们会问我,你想当官吗?我说没有想发财?我说,不想。”来世不用说就是今生,我也没想过当官发财,也没想过走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人生道路,就是“学而为善,为官为政”。我想,既然我生来就是一个男人,一个有见识的知识分子,我一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努力把“男人”二字写对,尤其是临近火葬场的那一年,我要用尽最后一点护理的力气,在该画的地方画上“男人”的最后一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