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最后几年

一家特殊的商店造就了一种特权生活
1988年秋天，数百人突然聚集在莫斯科格兰诺夫斯基街2号的一家商店前。为什么一个小店会产生这么大的新闻效果，吸引这么多人的关注？这是一家为一些特殊顾客服务的特殊商店。今天是商店宣布关门的最后一天。苏联普通人把这种特殊商店的特殊顾客称为特权阶层，称他们为“我们的共产主义贵族”。这个特权阶级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逐渐形成，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进一步发展演变。正是这一特权阶级在CPSU的内部解体中发挥了催化作用，成为推动苏联剧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十月革命后，战争和饥荒严重威胁着新的苏联政权。
“会有面包，什么都有。”瓦西里，列宁10月的一句流行的台词，成了一句流行的经典语句。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相信，作为列宁身边的一个工人，他们会推让一小块面包，但这是真实的历史。
电影中的这个情节是根据当时的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1918年，新生的苏联政权遭遇粮食危机。在人民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时任食品人民委员会委员的屈突然晕倒。急诊医生检查后，他说他饿了。作为苏联政府负责粮食的最高官员，他有权力分配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的粮食，但他没有为自己留下足够的粮食。列宁立即建议成立一个“疗养院食堂”，让这些日夜为人民工作的同志吃饱肚子。这完全正确，无可指责。【/br/】当年列宁发起的“疗养院食堂”逐渐扩大为专门的供应店，规模、数量，尤其是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半个世纪后，只有CPSU的高级干部才有资格在没有任何特殊证件的情况下进出这座大楼。这是莫斯科最大的专卖店。每个周末，汽车都会停在大楼前，挡住整条街。
在这里，法国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美国香烟、瑞士巧克力、意大利领带、奥地利皮鞋、英国呢子、德国收音机、日本录音机等珍奇的外国商品以及苏联的稀缺商品应有尽有。
仅在莫斯科就有100多家这样的商店。克里姆林宫的特权阶级有自己的规则。职位越高，特权越大，享受的物质利益和普通人的反差越大。当然，只有极少数CPSU干部享有这一特权。但是，这个特权是这个类产生的第一个基数吗？
CPSU的特权阶级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逐渐形成的，尤其是在他的后期。
1966年4月，CPSU召开第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勃列日涅夫主持CPSU中央委员会工作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修改了党章第二十五条。勃列日涅夫特别称赞了长期主持思想工作的苏斯洛夫的一句话:“干部的稳定是成功的保证。”他从片面追求干部稳定发展到形成事实上的领导干部终身制。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等高级干部以身殉职。
在勃列日涅夫干部政策的指导下，CPSU领导层的成员几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
领导干部终身制客观上容易扩大特权阶层的队伍，为安排更多的领导干部而设立的机构数量也在增加。20世纪70年代末，CPSU中央直属的部级机构多达20个，其中大多数与政府机构重叠，甚至机构名称完全相同，如农业部、国防工业部、重工业和能源部、机械制造部、文化部等。
“特殊待遇”，腐败的温床
勃列日涅夫的苏共为特权阶级的形成提供了合适的成长土壤。【/br/】更多的“特殊待遇”往往会让第一次享受到的新提拔的高级干部目瞪口呆。利加切夫曾回忆说:1983年，当他成为CPSU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长时，第二天就配备了豪华轿车。当他提议换一辆低档汽车时，遭到CPSU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斥责，说他在做“特殊”的事情，破坏了政府的气氛。
无法想象特权带来的享受。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特权阶层的孩子只能凭借父母的特权地位轻松进入最好的大学，然后毕业后进入最优越的系，很快就走上权力的岗位。特权甚至可以成为不受阻碍的腐败的护身符。
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依靠岳父的力量，短短十年间从低级军官升到上将，之后担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此期间，他受贿65万卢布，导致了震惊全国的“徐案”。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里是个纨绔子弟，年纪轻轻就当上了苏联外贸部第一副部长。
勃列日涅夫后期，莫斯科等共和国的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br/】1980年，一个侦探偶然买了一批鲱鱼罐头。打开后，他发现里面装着昂贵的鱼子酱。鲱鱼为什么会变成鱼子酱？经过艰苦的调查，这个案子终于曝光了。原来，苏联渔业部的大批官员与一家公司达成秘密交易，将索契和阿斯特拉罕生产的昂贵鱼子酱包装成带有鲱鱼商标的罐头，运往国外。西方公司以鲱鱼价格购买，然后反向出售。苏联参与者从巨额利润中分享所谓的丰厚利润，并将其存入瑞士银行。这种倒卖活动已经持续了十年。【/br/】经核实，该案给苏联造成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经济损失，涉及渔业部副部长、渔业产销管理局副局长等300多名高级官员，以及苏联外贸和食品工业部、太平洋舰队、莫斯科等城市的酒店工作人员。
CPSU的特权源于官方职位。有人认为官位越高，特权越多。想当官，想升职，必须讨好或者贿赂相关领导，职位是有代价的。有些地区，连市委书记都明码标价。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员会的一秘“身价”20万卢布，二秘10万卢布。
特权阶层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反对任何涉及自身特权的改革，更不可能主动遏制腐败在全党和全社会蔓延。勃列日涅夫对改革态度冷淡:改变什么，就做好工作。到20世纪70年代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他的助手们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改革的报告，引起了一些特权官僚阶层的不满和抵制。结果，柯西金的助手被解雇了。
制度的崩溃，财富的出路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特权阶级不仅满足于追求自己的享受，还希望长期占有自己的一切特权，并传给后代。
这期间特权阶级利用手中的各种权力谋取私利。特别是那些直接管理国企财富的经济官僚，依靠戈尔巴乔夫商业化、市场化、经济自由化的混乱机遇，大力搞“翻牌经济”，直接把国有财产据为己有；有的搞权钱交易，获得出口优惠和配额，出口原材料和军火，窃取社会财富；有的在证券期货交易中暴利，成立银行等金融机构。后来有几个演变成新的金融寡头。
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百万富翁中，绝大多数是前党政干部。同年6月，一项调查显示，76.7%的苏联高级干部已经认为他们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这些所谓的“共产主义者”杀死了CPSU。
这些人不仅获得了足够的个人经济利益，还继续身居高位，控制着国家权力。苏联剧变后，在俄罗斯，除了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少数人之外，大量干部变成了俄罗斯的权贵。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戴维·科茨对这一奇特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认为，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法律手段积累物质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积累了物质财富的苏联领导人总是害怕有一天被发现或被起诉。所以，苏联制度的崩溃源于其自身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