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人生的新起点
1979年9月，在田纳西州生活了六年的我，从一个懵懂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年轻人。我带着所有的梦想飞到了纽约。正如一首歌唱的，这是一座天堂和地狱的城市，熙熙攘攘，嘈杂而诡异。来到这里，第一感觉就是来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眼前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匆忙的，充满活力的。
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位于纽约最危险的哈莱姆区旁边。虽然只有一面墙之隔，但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青山绿水，环境幽静。站在校园中央的日晷旁，看着四周红砖铜屋顶的校舍，简直像是天堂。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多才多艺，活泼热情，幽默聪明，爱表达。当他们聚在一起交流辩论时，我第一次感觉到，这所大学流淌着一股清澈的智慧之泉，它将为我的未来开辟道路。
哥伦比亚大学的哥伦比亚学院是美国最早的通识教育本科学院。学校规定学生可以进入大二然后选择专业，给每个学生空通识课的空间。第一年，我从必修的人文课程中获得了将使人受益终生的知识。
教授这些人文知识的一般都是大师级的教授，用开放的思维引导学生，强调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老师上课主要是鼓励学生互相争论或者和老师争论。所有考试都是写论文，不是考及格。
我一直认为，美国大学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美国教育家BF斯金纳说:“如果我们忘记了所学的一切，最后剩下的就是教育的本质。”他说的是自学的方式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大一的时候，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美术、历史、音乐、哲学等专业课，接触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找到自己兴趣的机会。
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一位老哲学教授说过的话:“你知道什么是有所作为吗？想象有两个世界，一个有你，一个没有你，这样两者的差别最大化，你的影响力最大化。这就是你人生的意义。”
这句话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之后每当我要做重要决定的时候，总会想起“让世界变得不一样”这句话，这会让我在做选择的时候内心更加坚定。【/br/】一般来说，美国综合性大学除了音乐专业外，音乐不列入必修课，但哥伦比亚大学专门开设了音乐欣赏必修课。在此之前，我从未系统地学习过西方古典音乐，但自从上了大学，西方古典音乐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的心。就是从那时起，我疯狂地爱上了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br/】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日子里，音乐老师鼓励我们深入了解每个作曲家的精神故事，鼓励我们走出课堂，去城市寻找“现场音乐”。我们经常去林肯中心的小音乐厅听音乐，经常买便宜的学生票(20美元左右)，坐在卡内基音乐厅最便宜的地方听音乐会。没钱的时候，我们站在学校礼堂外面听学校交响乐团。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音乐课培养了一种滋养灵魂的习惯。从那以后，我对音乐的热爱一直伴随着我。无论是工作中阴郁的一天，还是商业竞争中紧张的时刻，音乐都成了抚慰我心灵的好方法。
大学生活——贫穷而快乐的一天
大学注册的第一天，我刚走进宿舍，就看到一个棕发蓝眼睛的男生对着我笑。“嗨，我叫罗斯。把你的东西放在这里。”这是我的室友拉斯。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两年半。罗斯是波兰裔美国人。他身高178厘米，骨架很宽。他成了我大学唯一的知己。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很开心，把时间都花在瞎扯上了。【/br/】我们也搞一些恶作剧，一个讨厌的室友总是爱钱如命，自以为是。我和拉尔斯在他睡觉的时候偷偷把“踢我”的纸条放在他屁股后面。白天总是莫名其妙的被踢，脸色怪怪的。他视金钱如生命。他不在的时候，我和拉尔斯把他放在床边的零钱传遍了整个房间，然后用强力胶粘在桌子和整个地板上。他回来后，总是喊着去捡钱。结果发现硬币紧紧地贴在地上。他不得不用刀把钱一张一张地往上倾斜。我和拉尔斯躲在黑暗里，在笑得太大声之前保持沉默。
Lars很直白，幽默，调皮。我经常嘲笑他“笨的要死，编程速度比老牛还慢。”他经常反击我。“我永远找不到女朋友，姑娘脸比猴子屁股还红。”【/br/】拉尔斯的电脑作业出奇的慢，通常拖到最后，但是一塌糊涂，然后他不得不找我帮忙。我习惯了做编程作业的炮手。
有一次，他欠了很多作业，没做。我故意不回宿舍，所以他找不到我。他不得不赶到实验室去补作业。当他用自己的账号登录时，电脑发出警告:“今晚11点，所有机器都会例行维修，无法登录。”这意味着这个家伙必须在3小时内完成所有的作业。对于动作慢的拉尔斯来说，这已经是很大的心理挑战了。但是当他写完程序开始编译的时候，电脑又跳出了对话框:“磁盘被屏蔽了，文件丢失了。”拉斯惊慌失措，很快又做了一次。可惜又发生了。电脑报警:“系统障碍，所有文件丢失。请打开某个文档。”他一打开这份文件，就看到了我的留言:“傻瓜，你上当了！关于这些障碍，我对你撒了谎。你的作业已经给你做完了。它在你的抽屉里。回来！-开福。【/br/】哥伦比亚大学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约为1万美元，对于1979年的普通美国家庭来说，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学校每年给我2500美元助学金，我父亲给我2500美元，我得到2000美元贷款。剩下的3000美元只能靠我自己努力挣来。刚开始是去做家教，后来在学校的计算机中心工作。拉斯的情况和我差不多。他父亲从波兰移民到美国，在美国监狱当狱卒，收入一般。他母亲是家庭主妇。于是，他在学校食堂找了一份厨师助理的工作。当时他经常从食堂带回来吃剩的面包和热狗，我们也经常大吃一顿。我们的日程也差不多。下课后，我们都去上班了。我半夜完成了节目。他洗碗回来，我们躺在床上聊天。有时候很晚了，我们俩都饿了，冰箱里没有食物。我们去学校附近的商店吃了最便宜的炸鸡。
有一次，我们饿得半夜两点跑到唐人街的一家中餐馆，要了七盘不同的米饭和面条，全都吃了。结账的时候，看到光秃秃的盘子，服务员简直不敢相信。她上下打量着桌子和桌子底下，但什么也找不到。”你真的把这些都吃了吗？”服务员问道。我们点点头。”上帝，你想叫救护车吗？”服务员惊呼道。
有一年，我和Russ没钱买回家过圣诞节的机票，就留在学校找工作。有一天，他从学校食堂搬回来25公斤的奶油奶酪，打算自己做蛋糕。我们打算做20个蛋糕，每天当饭吃，这样可以省下过节的钱。
25公斤的奶酪根本不能用普通搅拌机搅拌，只好倒进大桶里用棍子搅拌。干得好，我们开始每天吃同样的芝士蛋糕。一天下来，我们不想看蛋糕，也不想提“蛋糕”这个词。直到七八天之后，他突然对我说:“真是好消息！剩下的蛋糕都发霉了！“那天我们坐地铁去唐人街最便宜的粤菜店，点了六个菜庆祝发霉的蛋糕。
蛋糕制作这个词后来变成了只有我们才能理解的暗语。有趣的是，拉尔斯做蛋糕的习惯依然存在。每年圣诞节，他都会给我寄一个他自己用糖和朗姆酒做的蛋糕。但是他圣诞节从德国寄过来的时候，我收到的时候已经快春节了，家里没人敢吃这个蛋糕。因此，我给拉斯发邮件，感谢他从德国带来的祝福，但告诉他不要再给我送蛋糕了。但是拉斯回信说:“这是我送的礼物。我必须送它。“
2000年，我从微软亚洲研究院调回微软西雅图总部工作。那一年，由于搬家的繁重工作，我忘了告诉拉斯。结果，拉尔斯把蛋糕寄到了我原来的地址。结果，邮政系统没有找到这样的人，把蛋糕退回了拉斯的家。拉斯很惊讶地收到了蛋糕。他给我发邮件说:“你知道，我一直认为在蛋糕里加入朗姆酒和巧克力是一种古老的防腐方法。所以今年五月收到去年圣诞节送你的蛋糕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终于有机会尝试一下这种防腐方法是否管用了。现在，我很高兴地告诉你，开福，我吃了那个蛋糕！而且，更大的好消息是我还活着。“
我对着电脑狂笑。我们年轻时一起经历的青春岁月，是那么幸福美好。人离开大学有自己的人生轨迹，但回首很多事情，似乎所有的快乐都无法取代当时单纯的快乐。因为我们曾经那么年轻，无畏，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