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的孤独和毫无准备

我17岁的时候，陈也是17岁。她的妈妈张阿姨和我妈妈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他们都给我们起了相同的名字，一个是陈，另一个是苏西。陈比我大一天，自称是我干姐姐，但我从不承认。17岁那年，作为一名尖子生，我是重点高中重点班的班长和团支书，非常自命不凡。虽然每次张阿姨在陈面前夸我，我都谦虚地说:“陈也不错。”但是潜意识里我有点看不起她——一个中专只能被客户看懂，只会说衣服化妆品，整天说“男”字的女孩。但她对我很深情。她可以把我家当成自己的家，在那里住上三五天。除了晚上要和我同床共枕，聊一些我一点都不感兴趣的话题，她甚至随便打开衣柜，拿着我的衣服去穿。我完全看不出我的脸有多丑。我妈看到了，生气地教训我:“苏西，你怎么这么小家子气？”我完全不能争辩。我又气又委屈，我自然更排斥陈。我们从来没有像我母亲希望的那样相处得好。第二，那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陈的父亲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入狱服刑10年。还发现他花了20多万养了一个情人。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美丽的张阿姨老了很多，但陈像一个好人，还混着一群不良少年，经常通宵不回家。我觉得我很忙，我对这件事的反应就是在我妈感叹张阿姨可怜的时候，再添油加醋的谴责陈Xi没心没肺。但是没人想到。五月的一天，陈听到几个同学议论她，一下子毫无征兆地坐在地上，在热闹的操场上哭了一会儿，笑了整整一个小时。后来她开始无缘无故地打骂同学，或者上课歇斯底里地哭。张阿姨被吓死了，于是被带去检查。医生说是青春期抑郁躁狂，可能是父亲的事情对她打击太大。最后学校只好让她放学回家。张阿姨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在家照顾她。我妈隔三差五就去陈看他们母女，但是我从来没有以作业太多为借口去过一次。生病的陈变得更不讲理了。她经常半夜打电话给我，反复问我她漂亮不漂亮之类的问题...我只是想让她的耳朵安静下来，我没有意识到这个敏感的女孩在很多昏暗的早晚是多么孤独，对她来说有点耐心和友好是多么重要。3.我仍然不知道陈的病情有多严重，他是怎样被送到医院的精神科的。我和妈妈去看她。我踮起脚尖，透过厚厚的铁门上开着的小窗往里看。她被绑在一张小铁床上，留着长发，脸色苍白，瘦弱的身体痛苦地扭动着，不停地惨嚎:“妈妈，我没病，放我出去，我要去找爸爸。妈妈，我没病……”几个穿着浅蓝色条纹医院服的少年跑出隔壁病房，把我们推开，手忙脚乱地把尸体贴在铁门上，摆出要爬上去的姿势，一个个。“看美女，我要看美女。”张大妈瘫坐在走廊的椅子上，抽泣着，母亲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苍白的灯光下，我突然感到一阵眩晕，精神科那堵绿色墙壁的走廊慢慢变成了一个黑暗的18层地狱，充满了无数鬼魂的委屈和哭喊。我开始为自己的健康和自由感到高兴。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我的朋友，饶有兴趣地讲述我的故事和感受。许多年后，我看了岩井俊二的电影《梦中的旅人》——三个少年在精神病院里，默默地走过爬满绿色藤蔓的墙，远处是白云，教堂里响起了孩子们清脆的歌声...突然想哭。原来青春的美好，孤独，尊严，曾经那么坦然，那么公平的归所有，没有谁比谁高贵。四年半之后，陈的病情有所好转并被带回家，但是药物的副作用让她越来越胖。她整天睡在家里，或者和以前的朋友一起闲逛。我对她比以前更冷漠了，讨厌她不合时宜的紫色眼影和红嘴巴。而且她虽然已经基本康复了，但还是经常乱说话，说“世界上好男人不多，像我爸爸的……”我怕得要死，但她还是很喜欢我，甚至敬畏。有一次她在我家，我在房间里做题。她在我身后站了很久，才怯生生地问:“你在干什么？”我不理她，她问:“这是三角函数，很难，你怎么知道！”她沉默了一会儿，悄悄地走了出去，关上门。我听见她在外面对妈妈说:“我妹妹好聪明。”

生日那天，中午和一大群同学吃饭，走到学校门口，隐约听到有人叫我。回头一看，突然看到对面的陈，礼貌地向我招手。她穿着新娘结婚时穿的红色西装、渔网袜和红色高跟鞋，简直烧了一个爆炸头。天啊，在这么多学生面前，我怎么敢说她是我的教子。我假装没听见，低头向前走去。但是陈还是冲了上来。“姐姐，姐姐！我买了一个大蛋糕……”她用很夸张很热情的语气喊了一句，然后把手里的蛋糕递给我:“我妈昨天给我买了这个蛋糕，我觉得很好吃，今天给你买了一个……”我才想起昨天是她的生日。但是对着化了一点可笑妆的脸，我就说:“好吃就自己留着吧。我不喜欢。”然后他转身匆匆离去。同学们立刻开始嘲笑我:“苏西，你怎么认识这么奇怪的人？”我的脸变红了，我低声说:“她...有精神问题。”“哈，真有意思，你腿这么粗还穿渔网袜！”张扬苦涩的笑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冬日的午后涌动了片刻，很快就被城市的喧嚣淹没，就像陈一样，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中没有回头，他瞬间找不到了。从那以后，陈再也没有找过我。据我妈说，陈已经彻底“堕落”，换了一个又一个男朋友，基本上不回家了。张阿姨不知道她在哪里，也不知道她在做什么。我非常高兴地把陈的故事告诉了我最好的儿子。我还取了个标题:《一个女孩的错误史》。林宇也笑了。他说:“还好你没有被她带坏。”我自豪地回答:“切，怎么会。”在高考结束后的暑假，一天晚上12点，唱完ktv，林匆匆送我回家。在一个偏僻的路口，昏暗的路灯下，我隐约认出了几百米外的那个拐角。陈和三个人走在一起。她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垂着一只胳膊，狂笑着，让我恶心。我捅了捅身边的林宇:“嗯，看到了吗？那是陈，”林宇说，“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她？”我茫然的看了他一眼:“我躲不了。”林宇皱着眉头，低声说道，“那三个人看起来不像好人……”我犹豫了一下，最后把林于超拖向了相反的方向。两周后，我报了成都的大学。我妈哽咽着在电话里告诉我:“陈被打了，送医院了。”我漫不经心地说:“哦，她不是第一次打架了。”电话那头，我妈关切地说:“这次我被踹了几脚，不能再生孩子了。”我愣住了，脑子空白。我妈的声音变得那么不真实:“据说和一个中年男人发生了一些感情纠纷，他恼羞成怒，叫了两个人，骗她在某个地方拳打脚踢……”我不禁想到陈今天跟我有关系。尽管林宇后来一再告诉我这不是我的错，但我不止一次悲伤地想，如果那天晚上我把她灌醉，如果我...然而，更残酷的是，我突然意识到我所谓的纯洁的青春。在我应该善良的年龄，我可以为一个乞丐和一部电影哭泣，但MoMo在我这样红唇的干净脸面前一次又一次轻蔑地转身。六岁二十二岁，大学毕业，考上研究生。我坐火车去了更远的地方，好像前途一片光明。陈晚上在酒吧卖酒，其余时间不详。她穿了一双3000元的靴子，给张阿姨买了K-ⅱ霜。这些我都是从我妈那里听来的。我们的生活，不再有任何交集。我又要忘记这个人了，连同记忆中的那个小影子。就像曾经一样，我愚蠢地忽略了她想和我分享的友谊。寒假回家时，妈妈一本正经地递给我一本粉红色的日记本，是张阿姨在家里偶然发现的，是陈的。我妈难过的说:“其实我们谁也没有认真听她说的。”我只顺手翻开一页，眼泪猝不及防的掉了下来。在那一页上，陈用精致的笔迹赫然写道:我真的想有一个像苏茜一样的父亲，我真的想像苏茜一样，仿佛我从来都不孤独。

日期是2001年，那时我们都1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