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白，1935年

作者：徐海蛟来源：《文学港》2010年第3期

1934年10月，瞿秋白来到了人生的深秋。他再次被米夫和王明抛弃在组织之外。那一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和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要求参加，未获批准。

这对以王明等为首的中央领导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在生死关头，一个政党，一个军队，也需要轻装上阵。他们不得不损失一些重型武器和无用的装备，也借此机会除掉一些人。这不是因为没用，而是在他们的原则和意识里，这些人一直在挡住他们的路。还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光芒和才华，总是让他们看到自己的黯淡。这是个好时机。如果他们给出一点理由，他们可以扔掉一个让他们害怕的负担。他们说瞿秋白身体不好，不适合北移南迁，或者留在原地指挥苏区游击战，所以把瞿秋白留了下来。当时，董、、徐特立等体弱多病的人得以大部队撤离，有的骑马，有的坐担架，终于安全抵达陕北。瞿秋白患的是重症肺炎。他的身体真的不适合战斗。他拖着有病的身体，躲在福建郊外，像个独行侠。

1935年2月的一个雾蒙蒙的早晨，早春的寒意还没有消退。瞿秋白带领一小队人马出现在福建长汀县的山间小道上。这是一支疲惫的队伍。士兵们衣衫褴褛，装备简陋，面带疲惫和恐惧，像一群过冬的鸟，躲避着狩猎的枪口。2月24日，车队抵达长汀县湖田区水口镇小壕村附近。大家都走累了，都停在了同一个地方。突然，村门口响起枪声，长汀县当地反动武装保安玄关包围了小壕村。

红军从左向右冲，企图突围。瞿秋白病得很重，跑了一会儿就上气不接下气了。他的战友邓子恢来了，带着他跑。他筋疲力尽，对邓子恢说:“我病得实在走不动了。别管我，走吧！”

邓子恢坚持要把瞿秋白背走。瞿秋白不同意。他就躲在灌木丛里，让邓子恢带着队伍冲出去。那一刻，他的身体不忍心跑得快。停下来之后，他的心稍微稳定了一些。怎么留还是留都无所谓。他想随时保持放松。

当然，敌人很快就发现了他，这是意料之中的。

起初，敌人并不知道他是瞿秋白。

在审讯室里，瞿秋白总是静静地坐着，像一个沉思的禅师。他自称林起祥，是个医生。1932年因病前往福建，恰逢红军攻打漳州被俘，被派往瑞金当医生。一次又一次，这是他一贯的表白。后来国民党很快得到密报，中共领导人瞿秋白也在湖田区水口镇被俘人员中。这个叫林起祥的人很快被带到福建长汀国民党三十六帅师的所在地。军法司司长吴松涛负责审讯瞿秋白。吴松涛例行公事地问，瞿秋白例行公事地回答。后来，吴松涛拍了拍桌子，愤怒地喊道:“你就是那个瞿秋白！”瞿秋白依旧沉着脸坐在那里。他平静地看着吴松涛，慢慢地说:“我叫林启祥，是专业医生。”好像这就是他与生俱来的。

然而形势急转直下，几个人纷纷倒戈，放弃了瞿秋白。后来一个汉奸被引向瞿秋白。这个叛徒对天发誓，他愿意用脑袋保证面前的人是瞿秋白。那一刻，这个叫林奇祥的人才淡淡地笑了。他说:“既然这样，就不要浪费这个勇者的好脑袋。如果你坚持说我是瞿秋白，那我真的是瞿秋白。至于前段时间提到的林启祥和专业医生，你有权利写小说。”

瞿秋白是条大鱼，国民党高层指示三十六师的老师宋希濂和瞿秋白拉开差距。宋希濂的心情比较复杂。他不仅是国民党的重要成员，而且在内心深处也十分钦佩瞿秋白的人格和才华。他意识到和瞿秋白这样的人打交道是不可能的，他必须温柔。

因此，瞿秋白受到了特殊的“礼遇”。宋希濂命令手下给瞿秋白找个大点的牢房，并下达了“好好活着”的指令。起初他担心瞿秋白会拒绝，这也是共产党人的共同性格。许多被捕的革命者表现出无辜，嘲笑国民党的任何优待。但瞿秋白的坦诚，让宋希濂觉得隐约看到了曙光。其实宋希濂错了。瞿秋白只看透了很多东西。他也看到1935是一个他解不开的死结。他享受着这样的优待，但他觉得不需要在形式上保留所谓的纯真。他是个汉白玉，性格鲜明，底线扎实。这一切他都很清楚。他无所畏惧。无论是优待还是奉承，无论是陷阱还是陷阱，他说什么都不重要。

宋希濂问瞿秋白，他在生活和健康上想要什么。瞿秋白说，作为病人，不反对看病吃药；作为一个学者，要写作，他需要一张有墨水和纸的桌子。他还说，他以前写东西需要烟酒，但是他身无分文，所有的家当都被维和部队的士兵搜了个遍。他需要烟和酒。这些宋希濂都同意了。

宋希濂也善解人意，不仅为瞿秋白准备了一张大书桌，还为他收集了一些中国古籍，并按照三十六师首长膳食的标准提供膳食，随时烟酒。他让老师下面的人都叫瞿秋白“先生”。

瞿秋白在专门为他准备的大牢房里，过着短暂的读书写字生活。他在这间牢房里写诗、印刷、研究汉字、喝酒、抽烟、冥想、冥想...他准备离开，花了很长时间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多余的话》，是他入狱后的回眸。这是他独白的反映。

这也让我们知道，赋予瞿秋白的所有其他身份都不是那么合适，像一件不合身的衣服。他内心只是一个书生，永远摆脱不了书生精神。

那些年，瞿秋白一直在回顾自己的一生，回顾自己的出生，回顾自己灰色的童年，回顾自己最初的梦想，一路走来梦想不断被改写。本来他只是想成为一个学者，一个循规蹈矩的老师。然而历史一直在和他开玩笑，他带着共同治国的情怀走在历史的紧要关头，终于被推到了历史的最前沿。他只是觉得革命是那个时代的需要，是带领更多人走出黑暗的渡船。

春末，由于宋希濂复杂的思想，瞿秋白得到了片刻的休息。他喜欢待在既是书房又是牢房的小房间里。连国民党军官和哨兵都忍不住向他讨要书法和印章。只要大家开口，瞿秋白除了讲政治，都一一收下，一方为他们经营印刷，一方为他们书写书法。那些国民党官兵也仰慕“共匪”头目，悄悄收藏了瞿秋白的作品。

这是最后的轻松时光。瞿秋白知道自己的前途屈指可数，已经放下了对生活的渴望。他知道，死亡无非是一场漫长的梦，一场不会醒来的沉睡。他觉得人生有短暂的休息，也有很大的休息，死亡只是一场长眠的约会。这样，他心里就没有更多的麻烦了。他每天按时起床，安然入睡，勤于写作，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重拾半个读书人的梦想。

1935年6月10日，宋希濂第三次接到南京打来的电话，询问瞿秋白的情况。他觉得不能再等了，决定和瞿秋白深入探讨，这也是一次看似温和的试探。

瞿秋白被带到三十六师老师宋希濂的办公室。宋希濂看到他的时候，还是一个瘦瘦的书生，脸色苍白，略显浮肿，但刚被捕时的眼神已不再疲惫不安。相反，他像深水一样平静。

宋希濂先给瞿秋白倒了一杯茶，开始了一段曲折的谈话:“瞿先生，我们的陈医生这几天用了什么药？”你的情况有改善吗？“显然，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词。不管是假的还是真诚的，都有把谈话引向友谊的倾向。

“谢谢。”瞿秋白喝了口茶。“我已经说过了，在目前的情况下，作为一个犯人，我吃药只是为了减轻一些痛苦，不需要做严肃的处理。”

“曲先生，你太悲观了。坦率地说，我尊重你。我在湖南上中学的时候看过你的文章，当时没看到。今天在这个场合见面，对我来说也是意想不到的一集。虽然今天有军职，但还是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感觉……”宋希濂继续打出他深情钦佩的牌。他知道瞿秋白是个温柔的人，他会被这种温柔感染。

但这种猜测是错误的，温柔的人有自己坚不可摧的底线。瞿秋白似乎意识到这样的温暖对他并没有好处。“宋先生，你不用说下去了。”瞿秋白打断了宋希濂的话。“我不想评判你说这些话的意图，但我也可以坦率地说，首先，任何语言都无法改变我们今天的对立立场；其次，我的命运最终不是由你主宰的，宋先生。你谈论这些恐惧是多余的。”

话说到这里，瞿秋白已经逼着宋希濂不刁了；不情愿地收起了招标卡。

那天，宋希濂和瞿秋白谈了三个小时。谈话开始的方式比较温和，但是一开始就有隐藏的急流暗礁，是两个人之间的无声较量。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是两个人走在不同的路上。这样的路，永远不可能重合，如水与火，如利刃与鲜花，如黑夜与白昼，都相隔很远。宋希濂希望瞿秋白最终成为一个知世智者。但这一天，宋希濂发现自己过于自信了。这个外表柔弱的温柔男人其实内心很强大。他有自己的方向，坚不可摧。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做好了永不回头的准备，虚弱的身体隐藏着牢不可破的气节。

1935年6月17日中午，宋希濂接到蒋介石处死瞿秋白的密电，即派师参谋长通知贤驹瞿秋白，这是宋希濂最后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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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仙居入狱，瞿秋白躺在书桌上写字。

项仙居开门见山地说:“瞿秋白，你说过很多次，你被捕后没有活下去的打算，现在你可以得到帮助了。按照主席的命令，明天早上就把你送上路。”

瞿秋白没有抬头，继续用狼铅笔在宣纸上写着一个字。他写道:“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这符合蒋介石的个性。”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当我问仙矩这个问题时，我莫名其妙地感到有点紧张。确切的说是瞿秋白的冷静让他紧张。

“没什么好说的，该说的都说完了。”瞿秋白放下笔，抬头看着他，淡然一笑。

1935年6月18日，这是最后一天。瞿秋白像往常一样醒来，换上一套新西装洗衣服:黑色夹克，白色裤子，黑色袜子，黑色鞋子。他给自己泡了一杯茶，点了一支烟。及时，他坐在窗前，读了一本黄色的唐诗集。一打开，我的目光就落在了魏的《从贡罗州入黄河往抚县料游寄》上:东边有水的仓山路，东南有山对着河。地平线上隐约可见稀疏的树木，夕阳在湍急的河水中摇曳。几岁在孤村，近伊岸，楚清北风下一雁落。我要告诉在罗漂泊的官友们，我的心像一条没有系绳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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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慢慢地把唐诗关小，觉得心里特别充实。千百年后，古人的情怀通过这脆弱的一页被深深的传达出来。他觉得自己今天早上真的看了很多遍的这本唐人诗集。他也读到了他们的孤独，他们的悲悯，生命的无常。

他用钢笔在宣纸上写了这样一首诗。这些句子是从唐人的诗里摘出来的，但谁能说瞿秋白也是用心写的呢？

“夕阳在山，落叶的冷泉不穷；然而，我已经忍受了十年可怜的生活，内心却装着五十万元空”

刚写完，36师军法处处长于兵带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向监狱大门行进。瞿秋白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手里拿着笔，在纸上写下了最后一行字:“当眼里的云和烟都用完了，我就安心了。”墨汁淋漓，字体飞扬。

然后他推开门，对着于炳典点点头，沉着脸向三十六师大门走去。

走过人烟稀少的街道，队伍很快进入福建长汀中山公园。公园里有一个小亭子。亭子里放着四个小盘和一瓮酒，是三十六师宋希濂老师准备的。瞿秋白看到这，会意地笑了。他一个人坐了下来，呷了一口食物，喝了一口，仿佛这是他朋友设下的告别宴。

喝完最后一口酒，他站起来掸去身上的灰尘，仿佛想到了什么。他转向于兵说:“我有两个要求。我不能跪下等死。我想坐下。第二点是，你不能打我的头。”这是君子对死亡之道的最后要求，瞿秋白无疑是为数不多的在强大的死神面前依然有绅士风度的人。

队伍离开中山公园，向刑场走去。瞿秋白一边往前走，一边突然感受到了唱歌的心情。他开始唱《红军之歌》，然后是《国际歌》。他一遍又一遍地唱歌，就像没有人在看一样。他说话高亢低沉，慷慨激昂。通往刑场的路渐渐绿了，阳光从茂密的枝叶中漏出，斑驳不堪。瞿秋白其实看到了一些诗词。这要死在哪里？明明是回家！在歌曲的结尾，他觉得自己的身体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能量。

这个文弱书生一路唱到长汀郊外的罗汉岭，离行刑的地方不远。然而，他在罗汉岭下的一片草坪前停下来，环顾了一会儿。他对100多名被处决的官兵大声说:“这地方很好！”然后他坐下了。那一刻，太阳照在他的额头上，他的脸变得明亮。

他不是站着死的，太累太闷；他不是跪着死的，那是奴隶才会有的死亡姿态；他选择坐以待毙。这个动作真的很有意义。坐着，一个放松的姿势，一个伸展的姿势。坐着，一种不与世界竞争的姿势，你看，那些高僧哪个不是用坐着的姿势来反思人生，感悟人生的？那些得道的高官，哪个不是坐着让灵魂摆脱沉重的肉身飞走的？这属于瞿秋白的态度，不高不低；这种态度最容易看到生活的真实味道；这种态度，让尘埃落定，让不羁的灵魂远行。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走出了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