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政客最远最近的温州商人

作者：刘 洋来源：《看天下》2010年第18期

在中国民营企业最早萌芽的地方温州，纠纷和噪音长期存在:在一些人眼里，是资本主义的温床；在别人眼里，是市场经济的麦加。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每一次意识形态对抗中，温州总是首当其冲。高层领导对本市商人的态度几乎成了改革阵地的“温度计”。

不幸，1号文件

20世纪80年代初，沿海走私猖獗。有些地区“渔民不捕鱼，工人不劳动，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全民贩卖走私货物。

温州此时也进入了中央视野。温州以乱著称，尤其是乐清。当时有谣言说“香港九龙，台湾基隆，乐清李龙”要求“筑长城自诸暨至新昌，阻南风北吹”。

1981年初，邓小平、李先念先后指示浙江省委彻底解决温州问题。同年8月，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袁芳烈被任命为温州市委书记。下车之初，袁芳烈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自己被困在了一个与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的“敌占区”。

对投机的打击在1982年正式达到高潮。

1982年，国家发布了《关于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第一号文件》。随后，国务院两次发文:“无论谁严重破坏经济，犯罪分子都要大公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例外，也不允许有任何人。保护，表达感情，掩饰。如果有违规行为，必须追究他们的责任。”

此后，在1982年4月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指出，“经济犯罪之风来势凶猛。”“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以来，一两年内腐蚀了相当一部分干部。参与经济犯罪的人数不小，但数量很大。”

这些话有的指向温州商人。传说温州老板去国企大厂卖产品，一手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一手说“给我生意，拿20%的回扣”。财源滚滚而来。

因此，浙江成为中央打击投机的重点，浙江以温州为重点，温州以乐清县为重点，乐清县最终以柳市镇为重点。“八王”横生空。

八大天王分别是刘大元、、叶建华、程、吴世连、陈、郑、王买谦。这些当时的温州商人代表，因为历史上著名的“口袋罪”——投机倒把而锒铛入狱，他们也名扬天下。

其实这八个“大王”并不像商人，更像是各自行业的“拔尖人”。

以“螺丝钉王”刘大元为例。当时他的五金店有4万多种螺丝，国有的上海标准件公司只有2万种。为了验证其信誉的真实性，人民日报的两名记者试图找到两种因图纸修改而停产的螺丝，并要求刘大元的店铺进行匹配。刘大元老婆只看了一眼，就告诉她有这样的螺丝钉。原来刘大元从上海买下了这些螺丝的全部剩余。

刘大元也是唯一没有“牢狱生活”的“王”。1982年夏天，他摆脱跟踪，带着7万多块钱成功逃离。流浪近两个月后，他偷偷回家，然后又逃亡了九个月。直到听说情况变了，他才在除夕回家。

其他七人相继被捕。没有人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罪，但有人听到特遣队的人在视察“大国王”的住所后说，“将军们没有住在这么好的房子里”，这让人感到不安。在他们入狱前不久，一名温州商人因投机倒把获利4万元被处决。“八大天王”很多都准备被杀几次。

然而，就在这时，命运在拐角处开了一个大玩笑。

伏羲，一号档案

虽然只是当年全国整风运动的冰山一角，但“八王事件”严重影响了温州工业的发展:温州工业的增长率从1980年的31.5%迅速下降到1982年的-1.7%，此后三年一直停滞不前。

主持“八王事件”的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开始反思整顿民营经济的负面影响。他意识到“八王问题不解决，温州经济就没救了”。

机会在1984年不期而至。

1984年1月，在和杨的陪同下，专程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进行他的第一次南巡。在南巡期间，邓小平肯定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也是在今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鼓励农民投资各种企业，兴办各种企业，国家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袁芳烈因此看到了推翻他对“八王”的定罪的机会。他仔细审查了“八大天王”的所有案件，最后得出结论，“八大天王”的行为除轻微偷税漏税外，基本符合中央精神。“八大天王”平反后，没收的财物全部归还，英雄式地邀请他们回家。

放松管制使1984年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里程碑。今年，张瑞敏被上级派来当一家濒临破产的电器厂的厂长。欢迎他的是工厂员工的53份报告；这一年，柳传志在一个20平米的小通信室里打造了联想的前身。当时他的最终理想是有一天实现“年产值200万元”；这一年，王石用深圳灌玉米赚的300万奠定了万科的基础；今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获得通过。

今年以来，人们的经商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根据《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今年最受欢迎的三个职业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和厨师，而最后三个是科学家、医生和教师。虽然直到13年后才从经济犯罪名单中删除，直到24年后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投机倒把”从此再没人提起:“暴利”大行其道。

作为事件的主角，“八大天王”除胡金林在柬迎来“第二春”外，其他七位都未能重获荣耀。刘大元的随身包里还放着身份证、银行卡和4000块钱，“就是为了能随时离开，或者说是害怕”。这对温州的第一批商人来说，一定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影响仍在继续

刘大元曾将1978年后温州民营经济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面对面、公开做、放开、扶持。2004年，八王事件后，温州再次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策制定挂钩。

同年8月28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座谈会在温州召开，温家宝总理出席会议。这是继一个月前的青岛会议后，为修订《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指导意见》而召开的第二次会议，旨在征求以温州民间资本为主要代表的企业界的意见。

来自浙江省的九位民营企业家出席了会议，但只有三个人被安排每人发言10分钟。但温总理为了让所有企业家畅所欲言，取消了事先安排好的浙江领导汇报。会议终于持续了两个半小时。

会上向每一位创业者发了一份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讨论文件(草案)，不到15分钟就看完了，讨论完马上收回。“文件分为7大项36条，提到了很多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政策。”一位出席会议的私营企业家说。

这个讨论稿是2005年版《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36条意见》的雏形。当时参加会议的一些人说，企业家在温州研讨会上提出的一些问题，甚至可以在随后的官方版本第36条和温家宝后来的讲话中得到回答。在2005年的“两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专门就“三十六条”征求了温州商人南存辉的意见。

09年的过去，温州的实力再次碰壁，山西煤矿荒废。迪拜失去了房地产投机。国内炒房者几乎在各大城市都引来非议，温州商人的投资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此背景下，适时推出了“新36条”。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认为，“新三十六条”的颁布表明，在未来，更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民营经济仍将是中国经济的主要活力之一。“新36条实际上是让民间资本从虚拟经济回归实体经济。毕竟，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推动力。”

这些政策对温州来说意义重大。目前温州可用资金高达8000亿元，其中仅银行存款就高达5500亿元，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14%的速度增长。投资渠道的放松可能有助于温州以充满活力的形象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继续发挥自己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