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作者：北岛来源：《新世纪周刊》2101年5月10日
我九岁的时候，春天我爸爸带我去了北海公园。回家的路上，薄暮降临，带着解冻的寒意。沿着湖边走着，离公园后门两三百米，父亲放慢了车速，环视着游客，突然对我说；“一百年后这里的人都没了，包括我们。”我愣住了，抬头看着父亲，父亲的镜头闪过，给了我一个淡淡的笑。虽然我从小就在思考死亡，但我还是很震惊，很久没有放慢脚步了。
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来自一张老照片:背景是天坛祈年殿，父亲在那里开怀一笑，双臂合抱，俯身在汉白玉栏杆上。这张照片是沿着白色大理石栏杆剪的。因为栏杆不灵敏，乍一看以为是袖子滑出了照片的内框。这张照片是我出生前拍的。我喜欢这张照片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这样笑，充满了青春的自信。我愿意相信，这是他记忆的起点。
“1949年10月，我们给儿子起了个绰号叫‘菲比’。有了第一个儿子，我们都很忙。默里给儿子做小衣服，经常给他洗澡；因为母乳不足，我一天也喂几次奶糕。我经常带着他在家里走来走去，拍他睡觉的样子，从各种角度拍他。小家庭有了这个小宝贝，一切都生气了。”(摘自《父亲的笔记》)
我们出生后不久，我们家就从多富巷搬到了靠近天安门门的傅佥街。国庆节那天，父亲抱着我，和邻居一起挤在院子门口看游行。最壮观的是放烟花。第二天早上，我在小院子里捡起未燃尽的烟火种子，排成长长的串，像点了一根导火索。火花五颜六色，转瞬即逝。
电车叮当驶过长安街，在傅佥街有一站。我爸爸喜欢带我坐电车回到西单终点站。非高峰时间，车很空，扶手圈在空摆动。我喜欢站在司机身后，看他玩镀镍的操纵杆。我和我爸管它叫“叮当车”。
中山公园刚好经过长安街。父亲把床单铺在草地上，让我晒太阳。几乎每个周末都有露天电影。令我不解的是，电影上映时，宫墙上的青瓦就消失了。在我看来，电影和宫殿都是真实的。印象最深的是苏联漫画《小红花》，忘记了具体情节，只记得女主角是个小女孩，为了寻找世界上最美的小红花，遇到了怪物(王子的化身)。影片结尾，她一路高喊“凯哥——”极其凄厉，深入我的梦境。一个星期天的晚上，中山公园重播了一朵小红花。那天中午我太激动了，不肯睡午觉，被爸爸关在门外。我光着脚喊了一声，用力拍了一下门。当我妈妈把我抱进去的时候，我正在睡觉。当我们醒来时，夜色朦胧，我们错过了电影。
二
“菲比很不愿意去幼儿园。他总是很高兴每个周六去接他，但是周一早上很难送他回来。一个周一的早上，劝也没用。我们急着去上班，不得不对他撒谎说要去动物园。当他看到自己被骗时，他大声哭了起来。我紧紧地抱着他，怕他跳下车。到了托儿所，他在地上打滚，我就强行把他推进了托儿所。当他看到姑姑时，他平静下来，说:“再见，爸爸！””(出自我父亲的笔记)
我从小抵抗力差，托儿所流行的传染病无一幸免。特别是百日咳，咳得很黑，熬通宵，爸妈轮流抱我。有医生说只有氯霉素有效。这种药是进口的，很贵。我爸用最后一两黄金积累买了十几片。按照医生的建议，取出每粒胶囊，分成两半，早晚各服用一次。这药太苦了，你一喝就吐。我父亲告诉我这种药很贵。你再吐槽，你爸妈就没钱买了。这次一定要咽下去。我点点头，咬着牙哭了，把药吞了下去。
长大后，父母一遍又一遍地讲这个故事，仿佛这是一个英雄的成就。其实这种传说是每一个家庭传统的一部分，带有强烈的心理暗示，甚至背后是祖先的意志——只有成功不允许失败，功勋卓著。
“菲比得了麻疹，住在托儿所隔离室。我们只能透过窗户看到他，但他也很开心，用手势和我们说话。后来听幼儿园阿姨说，那天我们走了之后，他在床上站了一晚上，一晚上都不肯睡觉。”(摘自《父亲的笔记》)
我哥正好相反。他非常喜欢托儿所。每到周六他爸接他，他就扭头不屑的说:“我不去你家。”
我小的时候，爸爸很有耐心，总是和我玩，给我讲故事。他在一个小本子的每一页上都画了一个小人，每一个动作都略有变化。当他不停地翻着小本子时，小个子就会像动画片一样动起来。弟弟妹妹渐渐取代了我，我有点失落，有点嫉妒，同时又有点骄傲——我长大了。
从阜外大街搬到三步老胡同1号，一家人。通常父母早退晚归。在钱阿姨的监督下，我们按时起床做作业，星期天除外。妈妈早早起床，帮钱阿姨准备早餐。我们呆在父母的床上，和父亲一起玩耍。有一段时间，我们迷上了语言游戏，比如根据爸爸们各自的颜色喜好叫他们“红爸爸”、“蓝爸爸”、“绿爸爸”，然后随意交换，一起笑。
三
父亲确实有不同的颜色。
和父亲最早的冲突是在我七岁左右的时候。当时我们住在一家保险公司的宿舍，和俞Biaowen叔叔家合租了一套四人间。每个家庭有两个房间，共用厨房和厕所。夏天，俞叔叔被划为右派，跳楼自杀。他的遗孀单独带了两个男孩，给我们的生活蒙上了阴影。
就我记忆所及，我爸妈从此开始吵架，几乎和俞碧欧文事件同步，虽然不一定有关系。我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她很虚弱。父亲开始发脾气，成了暴君。这是小事，也不全是我父亲的错。比如他喜欢买书，有一次买了一本砖头一样的俄汉词典。说他在学俄语可以理解，但我还是站在妈妈这边，立场选择往往不理智。
妈妈会被激怒。有一次，爸爸冲着卧室门喊，妈妈抓起花瓶就扔。他躲开了，花瓶打碎了。作为唯一的证人，我吓得浑身发抖，却冲到父母面前，瞪着父亲，充满敌意。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他举起手停了下来。
母亲的病似乎总是和吵架联系在一起。每当她卧床不起的时候，我就去附近的面点店买一个蛋羹卷，像仙丹一样。走了一半，我打开纸袋，看着奶油像雪一样溢出来，垂涎欲滴，却一根手指也没碰过。
一天晚上，父亲认定我在一个五屉柜里吃了零食。虽然之前吃过，但是完全错了。我没认出我的账号，被跪下扇了几巴掌。最让我难过的是，我妈一直站在我爸身边，即使她暗中保护我，停止了鸡毛掸子的敲打。
红爹，蓝爹，绿爹，突然变成了黑爹。
搬到三步老胡同一号，父母吵架越来越频繁。我就像一只受伤的动物，紧张的神经，敏锐的感官，随时等待着灾难。而且我的预感几乎每次都实现了。我恨自己懦弱，无力保护母亲。
父亲的权力从家里延伸出来。有一天，当我上床准备睡觉时，我发现父亲的脸色阴沉，抽着烟，在房子里踱来踱去。他突然冲了出来，敲了敲隔壁郑叔叔龙方的门。他的声音越来越高，他敲着桌子。我用被子蒙住头，为他感到羞耻。他半夜回来，在卧室里和妈妈小声说话。我被一场噩梦所困扰。我在楼道里遇到郑大爷，他咧嘴一笑，抬头一看，仿佛领悟到了人生的真谛。我从父母的话里拼凑出意思:郑叔叔犯了严重的错误，他爸爸代表组织找他谈话。很多年后，父亲告诉我，如果早几个月转学，他就先犯错了，只是和郑叔叔换了角色。
“很好玩，学习成绩平平，但是语文写作经常被老师夸。有一次，大概是期中考试。我看了他的年级书，数学4.5分。我问甄凯，他说，‘5分就是满分，我差点给了4.5分。’他的解释似乎有些道理，但我还是不相信。去学校问老师，才知道镇开考了45分。他在4和5之间加了一分，得了4.5分。我为此批评了他，他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出自我父亲的笔记)
父亲的记忆一定是错的。我怎么能轻易逃脱呢？
四
从1960年夏天开始，父亲从民主促进会借调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在教务处工作。那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所有的学生都来自民主党派的高层。
社会主义学院位于紫竹院北部，由六层白色建筑组成。周末带弟弟妹妹去玩，坐无轨电车在紫竹院下车，然后沿着白石桥往北走五六百米。这是一片充满青蛙和昆虫的荒野。
我父亲临时借给我们一个紧挨着他住处的房间。我们跟着统一战线的灯光走，那里饭菜好，周末放电影，设备先进，比如专门的乒乓球室。父亲是国家三级乒乓球裁判(最低级别)，裁判都是业余比赛，但他保持一贯的职业精神:逐字报出“三比二，换发球”的比分，双手交叉宣布换场地。
父亲很忙，在餐馆吃饭时经常出现。我喜欢一个人游荡，经常在建筑的迷宫中迷路。我认识了开电梯的王叔叔，所以我帮他开了电梯。他是复员军人，这让我充满敬意。他总是缠着他用的是什么枪。之后听说他在文革期间自杀。
有一天，父亲神秘地告诉我，一个学生宿舍被撬开洗劫了空，损失10万。那是天文数字。父亲又说:“没什么，他那天飞回上海，买了一套新家具。他是全国著名的“红小开”…”他低声说出这个名字，好像这是国家机密。
我和弟弟妹妹躺在床上，一起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的继承者》。歌曲的最后，他们总是故意走调，让我抓狂——这是立场问题，更何况是在这样的地方。我向父亲投诉。他摸着我的头说:“他们比你小。你要有耐心。”
“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我们尽最大努力让我们的孩子吃得更好，因为担心营养不良会影响他们的发展和成长。学院在校园内划拨了一块空土地，作为私有土地分配给员工。我在给的三分上种了绿豆和红薯，平时没时间照顾，到了秋天收获了不少。我把绿豆红薯装进麻袋，和镇开一起运回家，最后加了点口粮。”(摘自《父亲的笔记》)
那是我第一次做手工。迎着毒阳，用铲子把红薯挖出来，抖落土块，装进麻袋里。我父亲骑着一辆平板三轮车，我坐在麻袋上，为劳动的收获而自豪，更为能和父亲平起平坐而自豪。
冬天堆在阳台上的红薯都坏了，我就坐在小板凳上把红薯啃了。父亲刚买了牡丹收音机和电唱机。电台反复播放《春节序曲》，带着烂红薯的味道潜入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