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车去柏林
作者：刘珏欣来源：《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8期
那是一段疯狂的旅程——从北京出发，穿越13个国家，骑行88次，行程16000多公里，漂洋过海去德国柏林看女友。
2009年6月8日，两个黑皮肤的中国男人站在北京后面的海边。按这里的标准，他们外表并不奇怪，只是一个扎着小髻，一个留着长发。
他们经常向过往车辆挥手。与其他乘客不同，他们的拇指朝上，这表明有人乘坐。
一个多小时，出租车或者黑车都停了。司机在听他们的搭便车声明之前，会表现出“你疯了”的表情，并迅速踩下油门离开。
他们的目的地是德国柏林。即使在地图上测量，它们之间的直线距离也是7755公里。
那一天，历书上说:“伊:旅行、加冕、结婚、睁眼、经商。避免:铺床，运钱，做饭，破土，破土。”
这两个人好像不是旅游的好日子。
更有甚者，气象台记录北京今年降雨量最大。
实在无奈，两人只好打车去北京的杜家坎收费站，去别的地方碰碰运气。
最疯狂的穿越
2008年底，Ika计划返回德国柏林。在北京教德语工资低，所以想尽量回老家。
我的男朋友卡尔·约翰逊是最不情愿的。两年半前，他们在卡尔·约翰逊的家乡北京，看着伊卡的家乡德国举办世界杯，然后坠入爱河。
职业旅行家卡尔·约翰逊不喜欢“职业”这个词，认为它在玩得太认真的同时赚了一大笔钱，但很难有一个更准确的词来形容他的生活。
六年前，在新西兰的罗托鲁瓦，卡尔·约翰逊站在路边，第一次伸出大拇指。“这是一种乞求陌生人帮助的行为，看起来很卑微。”几秒钟后，害羞的卡尔·约翰逊缩回了拇指。他做了个纸签，试了一遍又一遍，又一遍又一遍的放弃。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停下了车。被陌生人信任的感觉让卡尔·约翰逊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
时间可以追溯到更早。6岁的小学生卡尔·约翰逊放学后正在跑马拉松，从北到南的公共汽车停了。他走了10公里，从天桥学校回到了他在德胜门的家。
11岁时，卡尔·约翰逊随母亲移民美国。我的家人开着我继父的车环游了美国。
19岁时，卡尔·约翰逊在欧洲学习和旅行了半年。当时他只是爱上了自助游，没想到这几乎是他以后的全部人生。
24岁时，卡尔·约翰逊在通用电气工作了两年，最终厌倦了数据、报告和风险评估。“生活安逸却空空虚。我想看看这个世界，体验活着的感觉。”于是他辞职，变卖家当，周游世界，两年一周走遍18个国家，回到北京。
之后，顾月在路上度过了大半个人生，积蓄从未超过5万元。有时候和Ika一起去，Ika也喜欢旅游，有时候自己去。
你随身携带的DV会记录下你的卡尔·约翰逊之行，发到电视台，并补充差旅费。如果Ica没有同事，卡尔·约翰逊的观众会经常看到这个高大帅气的男生离不开“我的女朋友……”，而当他看到其他情侣表现出甜蜜时，他甚至会大喊:“我想和女朋友在一起！”一群粉丝非常嫉妒:“他女朋友太白了！这和卡尔·约翰逊性感的皮肤一点都不搭。”
2008年圣诞节前，Ika登上了回家的飞机。卡尔·约翰逊说，“我会去看你的。”
他真的要走了。
如果你坐飞机，将需要17个小时，但卡尔·约翰逊决定乘坐，这需要穿越13个国家16000多公里。需要几个小时？天知道。
即使在旅行了六年之后，卡尔·约翰逊也从未尝试过如此疯狂的事情。在新西兰，他曾经骑过两个半月，50多次，但那是一个有骑行传统的地方。这个路口有一大半的人几乎不知道什么是搭车。
卡尔·约翰逊找到了他的朋友常陆，希望和他一起去。两人一拍即合。
纪录片导演常陆留着长发和小胡子，即使笑起来也很严肃，与阳光友好型的顾月截然不同。相似之处在于两人都是凯鲁亚克《在路上》的追随者。
曾经被《逍遥骑士》和《摩托车日记》感动的常陆，想拍一部公路电影，却陷入了长剧本写作。这一次，他想在搭便车的路上找一个故事。
两个心里毫无想法的男人，试图背着大包，竖起大拇指站在十三陵的一侧。有人在山路上停下来，问去哪里。这给了他们很大的信心。
准备工作正式开始。首先要解决钱的问题。经过半年的折腾，卡尔·约翰逊和常陆买了户外品牌朋友友谊赞助的衣服和设备。旅游频道承诺播出一部关于此行的纪录片，解决了部分差旅费。
最难的是签证，没有什么秘密或者内幕，直接去大使馆“挨个敲，挨个问”。他们经常早起跑到大使馆排队，平均每个大使馆六七趟。
排队的人总是比他们想象的多。即使在一个小国，也有一长串身着正装的农民工、老板和政府工作人员。“我们穿t恤非常吸引眼球。”
卡尔·约翰逊向每个签证官展示了他们的行程和他在Ica的照片，他说他的旅行纪录片将在电视台播出，这将对你的国家产生良好的影响。他知道每个签证的难度。先简单，再带到难的国家:“你前面的国家都签了，你也签了。”如果没有投保，可以找各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咨询。常陆甚至称赞道:“这家伙可以为自助背包客申请签证。”
乌兹别克斯坦签证官，很少见到背包客，热情地指着墙上的天山图片，指出哪个地方更有意思。格鲁吉亚签证官甚至郑重邀请两人参加大使馆举办的格鲁吉亚国庆晚会。两人当场高兴的答应，回去犹豫因为没有像样的西装。租衣服太辛苦了，他们打电话拒绝了邀请。
两个多月后，卡尔·约翰逊的美国护照需要三个签证，而常陆的中国护照需要比阿塞拜疆少九个签证。因此，他们只需飞行一次，跳过里海。
就这样，2009年6月8日，他们上路了。
半个厕所和一次疯狂的旅行
离开城市是旅途中最艰难的部分。
“谁有兴趣可以试试。从后海到杜家坎，难度系数估计和柏林差不多。”常陆说，他总结了经验:在市中心很难上车，机会都在城外的路上。
杜家坎的情况比后海还要惨淡。四个多小时的大雨浸湿了他们的头发和衣服。举手写个牌子，但是没有一辆车停下来。偶尔，长途汽车热情地停下来。“开门亲自出来，喊上车便宜，我都等不及抢包了。”两个人连忙说我们是搭便车，强调是免费“顺风”的意思。
“搭车？不可能。”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出来了:“要想回去，就得换个地方。”
天黑了，我得向有车的朋友求助。两人被抬到20多公里外的京石高速公路斗店服务区。游乐设施的起点再次改变。
这真是一个糟糕的开始。
幸运的是，按照但丁的定义，喜剧是由坏到好的。
在常陆斗店服务区，卡尔·约翰逊试图说服吃饭加油的人追上，然后拒绝、推脱30多次。一个去石家庄的年轻单身男人终于让他们上车了。两个人抖了抖湿漉漉的夹克，坐上了这趟旅行的第一程。
这也是常陆自35年前出生以来第一次骑马。他激动地对手里拿着DV的司机说了声谢谢，抖着湿漉漉的头发，左右摇晃着拍着已经黑了的车窗，红色的电子标志一个个交叉着。他的包里塞满了《在路上》，和他在一起10年了，但是他看了四遍也没有翻到最后一章，所以他打算把最后一页留给这次旅行。
常陆从未想过朝九晚五的生活，甚至从未参加过工作面试。北京电影学院平面摄影专业毕业后，进入电视台。但我还是觉得很克制，所以就当了自由职业者。
他为电影《无极》制作了一部纪录片，为电影《世界》制作了一部宣传片。去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长江源头等险峻的地方拍DISCOVERY纪录片。后者被他称为“饭票”，你不能拒绝上门。因此，自由职业者常陆后来去伊斯坦堡时根本没有自由。他只好听从“饭票”的召唤，飞回中国拍摄哈巴雪山一周，然后飞到罗马尼亚追卡尔·约翰逊，往返机票自己掏钱。
常陆还制作了他自己的纪录片。除了搭车去柏林，他还去了北川做震后重建。电影还在拍，电视台的前期资金已经花光了。联系了很多地方付费后，对方只是简单的回了一句“看看吧”。常陆不得不用自己的钱勉强度日。
受到卡尔·约翰逊的邀请后，常陆计算了一下账户，假设这次旅行的费用是6万元，在北京只能买到一半的厕所。在半个厕所和疯狂旅行之间，常陆很快选择了后者。“有些事我现在不做，一辈子也不会做。估计10年后还能买个马桶，但估计10年后就不动了。”
当你在山的另一边
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新疆...17天出国，进入吉尔吉斯斯坦。雪线下全是草，草里全是高大的马。“那些马是用来喝马奶的，跟牛一样。”天空空蓝得让人想融进去。常陆说这是他一路上见过的最美的风景。
进入俄语区，他们的语言就失效了。小心的卡尔·约翰逊让他的朋友在北京准备了一张俄罗斯卡，上面写着四句话:“我们将从中国搭车去德国/如果方便的话，你能一路带我们去吗？/对不起，我们可能没有钱给你，但是有烟和微笑/非常感谢。”
其实在这里停车是很容易的，因为缺少长途交通，当地人去很远的地方经常会搭车，但是都是自己掏钱的。
顾月笑了笑，露出了自己闪亮的白牙，举起了自己的小卡片。看到第三句，司机总是一脸沉重的离开。偶尔，人们会挥手。上来吧。
他们很快就想出了旅行时学习外语的诀窍。先学习从1到10的数字。便宜又贵，方便和别人讨价还价。学习前可以用手机按数字画画。“最有用的是‘这里’和‘那里’。我在小学英语课上教这个教那个，但还是觉得没用！我现在知道了。”常陆在空画了一张地图:“问路的时候，指着地图。我们想从“这里”到“那里”。你能载我们一程吗？很好。”
卡尔·约翰逊也有各种各样的法宝来争取当地居民，这次是一个手掌大小的蓝牙打印机。给牧民拍照，当场打印出来。牧民们礼貌地微笑着，拿着照片，研究着他们的家庭照片，抬头大笑，眼里充满了幸福。"其他村子听到后，立即骑马去拍照。"100张相纸很快就用完了。
另一种流行的方式是烹饪。他们的袋子里装着酱油、胡椒、茴香和干辣椒，在世界各地的青年旅社展示了他们糟糕的烹饪技巧。“出国了就是大师，每次都会被包围。”在罗马尼亚的一家孤儿院里，他们发现了一个中国煎锅，于是他们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土豆丝切成薯片，可乐鸡翅变成鸡腿。即使油炸，也没有原料。这是他们第一次做十几个人的饭，饭菜都吃光了。
唯一的一次冒险是在佐治亚州，当时他们不小心上了一辆喝醉的车。车主在蜿蜒的山路上以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速度行驶，几次差点撞上对面的车。每当两个闭上眼睛接受撞车的人睁开眼睛时，他们就看到自己从一次冒险跌落到另一次。听到两个人尖叫着停下来，车主更加激动，越开越疯。当他们终于停下来时，他们迅速把东西扔出车外，逃了出去。
就在我们接近土耳其的时候，新疆发生了“七五”事件，家属和使馆都发短信暗示规避。由于签证日期的压力，他们不得不计划面对可能的敌意。然而，我一进入这个国家，就遇到了旅行中第二热情的搭便车者。大学年轻的副校长不仅邀请他们在家吃饭，第二天还特别请假带两个人去看古迹。
第一个热情的搭便车者也在土耳其。他晚上10点带他们去了不在路上的地方，半夜带他们去市里参观，还主动帮忙联系了住处——一家房价100多块钱的四星级酒店。“我们快疯了，打算把他带走，找个便宜的地方。”富二代说:“你坐我的车，就是我的客人。我已经付了酒店的钱。”
卡尔·约翰逊在日记中写道:“这就是我喜欢旅行的原因。生活总是充满不可预测的事情，让我觉得活着。”
他们在海边遇到了一个独臂的俄罗斯水手，他酗酒，听他怀念曾经辉煌的俄罗斯，喝又热又涩的伏特加。
这是常陆为他的公路电影找到的故事之一。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穆伊纳渔港，常陆发现了最触动他的故事。一个金打火机送给了老水手德鲁克，上面有毛主席的浮雕，德鲁克实际上用标准中文念着“毛泽东”。几十艘废弃的船只搁浅在咸海的沙漠里，上面有斑驳的铁皮和参差不齐的龙骨，像是渔船的墓地。德鲁克是这里坟墓的看守人。
在穆伊纳干燥咸咸的海边，卡尔·约翰逊拿出手机，播放了歌曲《思念是一种疾病》。
“当你在山的另一边，我孤独的路没有尽头。人生有多晚，我才发现我已经失去了，最重要的是突然意识到它早就不在了。”
德鲁克，一个完全不懂中文的守墓人，拿起手机，若有所思。
那个结局，在他看来是无可匹敌的。
2009年9月17日，在德国和捷克的交界处，卡尔·约翰逊和常陆准备搭乘最后一班巴士前往柏林。一辆汽车停在三脚架上，准备拍摄纪念照片。卡尔·约翰逊和常陆生出了一些失望。
到达柏林后，他们乘坐城市铁路，跑到西柏林的伊卡家。卡尔·约翰逊酝酿了一句恶心的话:“这三个月来，我每天都朝着夕阳的方向走，因为柏林是朝着夕阳的方向，也就是伊卡在等我。”
走在狭窄的街道中央，卡尔·约翰逊听到伊卡在喊他的名字。转头一看，那个戴黑黑帽子的女孩抱着自行车，站在她身后。他没放下80斤的背包，她也没放下自行车。两人在街中间接吻。
五分钟前，卡尔·约翰逊告诉常陆，当他遇到内向的伊卡时，不要带相机。实际情况是“我随便拍，两个根本不理我。”
两周后，卡尔·约翰逊带着伊卡回到北京，口袋里只剩下3000元人民币。首先要做的是督促杂志编辑赶紧交稿费，房租要交。Ica还是回学校教德语。他们租了一栋房子，住在一起。
如果卡尔·约翰逊坐飞机去柏林而不是爬山，伊卡会和他一起回来吗？卡尔·约翰逊用清晰的发音和圆润的声音回答“不”，但他忍不住笑了。
在吉尔吉斯斯坦，卡尔·约翰逊遇到了一个瑞士家庭，包括父亲、母亲、一个11岁的男孩和一只狗。爸爸把军用越野车改造成了房车，里面有桌子、沙发、浴室、冰箱和厨房。两个成年人辞掉工作，从瑞士出发，穿越欧亚大陆，去老挝和泰国过冬。他们计划旅行一年，孩子接受家庭教育。这是卡尔·约翰逊羡慕的未来。
卡尔·约翰逊说，他和艾卡还不想定居，更愿意在北京和德国。
这次旅行在常陆花了5万多元，在卡尔·约翰逊花了3万多元，除了纪录片播出后每人1万多元，其余都是自费。“我们三个人:没房没车没固定工作。”
贴在墙上的大纸上，写着“人生是一段传奇的旅程”。旁边一排小纸条上写着“长期目标的准确稳定，并不代表你解决了自己在曲折道路上前进的问题”。“各位，在明年一季度贪婪、恐惧、通货膨胀的火焰中，祝大家好运。”
在更醒目的地方，有一张蓝色的《搭便车到柏林》海报。最小的两行最感人:“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件事，全世界都会帮助你。”
在那段旅程中，在颠簸的卡车驾驶室的卧铺上，常陆读完了《在路上》的最后一页。此时此刻，“窗外的风景何时何地已经不重要了。”
结尾写道:“然而，除了他可悲的衰老倾向，没有人知道他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