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的监禁
作者：狄马来源：《各界》2009年11期
1846年7月的一个晚上，住在美国瓦尔登湖的年轻农民亨利·大卫·梭罗准备去鞋店买一只修好的鞋子。这时，税务官来找他，要求他缴纳人头税，因为他已经六年没有缴纳人头税了。他说他不会付钱，因为他反对奴隶制和墨西哥战争。于是警察逮捕了他，把他关进康科德的监狱。第二天早上，一个身份不明的人交了税——有人证明他是他姑姑，他出狱了。出狱后不回家，随便去鞋店拿修好的鞋子穿上，加入了一群收集小红莓的人。半个小时后，他来到了广阔的山橙色森林。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梭罗监狱事件”。这个事件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公民抗税，而是一个无权无势的个人借税来表达对国家的抗命的政治请愿。之所以用抗税，是因为税收几乎是底层人民直接面对政府的唯一机会。三年后，梭罗发表了他著名的论文《反抗文官政府》，在他死后的作品中以“论公民抗命”为题发表。此后，公民抗命作为一种政治运动，与梭罗紧密相连。一般来说，人们有维护正义的天然义务。也就是说，当一个司法系统在我们的社会中产生和运行时，我们每个人都有服从的义务。即使某些具体的法律规定只是稍微偏离了正义的标准，没有超出我们个人所能接受的基本限度，我们也应该容忍它们，至少不应该用非法手段攻击它们。因为绝对正义只存在于上帝手中。人类社会的正义只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绝对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能够虚拟出一个理想的正义王国，然后强迫所有人摧毁家园，克服困难。其次，每个人对正义的看法不同，各方必须妥协才能达成接近正义的秩序。在由多数人决定的民主社会中，政府必须尊重个人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个人也必须尊重多数人裁决的程序和结果。也就是说，持不同政见者必须容忍他们的反对，否则，没有人可以拥有真正的自由和权利。问题是，当法律和制度偏离正义的轨道时，我们是否仍然有义务遵守法律和制度，但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个人良心和道德法律。或者更严重的是，当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完全背离了人类普遍认可的正义原则，甚至公然践踏自己制定的法律时，作为个人是否还应该遵守？如果不服从，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对于专制主义及其羽翼下的各种不公正的法律，中国人有着丰富的处理经验，比如:自嘲、软弱、哭穷、隐居、敷衍、搪塞、装病、装死、装疯卖傻、装傻、装糊涂、山中旅行、玩水、炼丹养神、求佛、冥想、吃茶喝酒、斗鸡走狗、钻女堆。投降其实是对罪的默许状态。这种状态是对权力的恐惧和无力感造成的。其本质是麻木和不负责任。暴力反抗是辞职的对立面。但这只是暂时的生存方式。从长远来看，暴力不会解决问题，只会制造更多的问题。仇恨不会化解仇恨，只会带来更多的仇恨，就像狼不会生羊，只会生更多的狼，秃鹫不会孵鸽子，只会生更多的秃鹫。那么，除了随心所欲，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吗？没错，那就是梭罗和甘地开创，马丁路德金发扬光大的非暴力抵抗之路。非暴力反抗既克服了听天由命的放任，又避免了暴力反抗的血腥后果；它既有顺从的接受者不以对方身体为目标的理性特征，又吸收了暴力反抗者对邪恶的坚决态度。其本质是通过对手自身的痛苦来寻求对手的理解，而不是报复；通过你的耐心来激发对手的同情，而不是善意；其目标是通过对话解决问题，而不是摧毁和羞辱对手；总之，它的本质是爱，不是恨。在梭罗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梭罗并没有攻击税务官。他知道在他和政府之间，税务官只是一个碰巧被任命行使权力的中间人。他真正的对手是州政府及其背后的庞大国家。而州长和总统都不会出来迎接他，所以只能通过这个他能看到的国家代表——一个普通的协和城税务员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他知道这是非法的。所以，警察叫他去坐牢，他就去坐牢；有人交了定金就出来了。但这根本不代表他的服从。作为一个公民，他必须表达对这个号称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的不服从:就是一个允许奴隶制的国家不是我的国家，我不能用我的税收去支持一个国家的军队去侵略其他国家，就像我不能雇佣和谋杀人一样。这当然是违法行为。虽然实践者往往以愿意接受法律惩罚来表示对法律的忠诚，但这仍然是一种违法行为。即使这种违反是出于自己的良心，基于自己内心的“更高标准”，违法就是违法，违法了也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这些违法行为既包括对他不满意的法律的直接抵制，也包括对他不满意的法律的间接抵制。“间接抵抗”是指他的行为与抵抗的目标规律没有直接关系。一般来说，只要一个公民能找到“直接抵抗”的手段，他就不会使用间接手段。以梭罗为例，可以看到梭罗反对奴隶制，反对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根据“直接反抗”的原则，梭罗应该释放奴隶，让他们吃穿好，享受医保待遇，但问题是他根本没有奴隶可以释放；不然就要等到国家要求他逮捕或者镇压奴隶，但问题是国家没有要求他这么做。如果他遇到这样的机会，原来他不会错过。比如住在瓦尔登湖时，他为一个从南方庄园跑出来帮助他逃跑的黑奴指出北极星的方向。但问题是，他很少遇到逃亡奴隶，逃亡奴隶也不一定失去北极星的地位。因此，他必须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反对战争是真的，但是按照“直接抵抗”的原则，他只能在国内强制征兵，或者直接拉他入伍，在墨西哥开枪射击的时候再命令他抵抗，但问题是国家不让他当兵，更别说开枪射击了。作为一个白人，他不是奴隶制的受害者，更不是战争的受害者，墨西哥也没有亲戚。也就是说，他既不是他所反对的不公正法律的受害者，也不是执行者。按照一个公民只能进行“直接抵抗”，而不能进行“间接抵抗”的判断，对于这种既不是自己发起的，也与自己无关的恶法，我们只能袖手旁观。中文里叫“与自己无关，高高挂起”。但是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类有想法。从长远来看，引导一个人或一个文明的是思想，而不是利益。一旦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对的，他就必须去做。于是梭罗进了监狱。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他不坐牢，谁会坐牢？